从“恩格尔系数”看生活变迁

▲1988年1月13日，《北京日报》1版

2019年10月1日，《北京日报》10版

2001年4月30日，《北京日报》9版

2007年4月11日，《北京日报》8版

▲1993年2月12日，《北京日报》2版

1997年8月10日，《北京日报》1版

▲1999年4月10日，《北京日报》5版

2002年3月14日，《北京日报》6版

2007年10月15日，《北京日报》9版

▲2002年9月16日，《北京日报》1版

▲2018年12月22日，《北京日报》3版

　　2019年9月22日，《北京日报》1版

　　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支出占生活消费总支出的比重，通俗地说就是“吃”进嘴里的花费在全部消费中占多少比例。它是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国际标准，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几十年来，在恩格尔系数逐步降低的过程中，北京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不断进阶，迎来了幸福生活中的一个又一个惊喜变化。

　　告别票证市民吃喝“富讲究”

　　民以食为天。吃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在收入水平较低时，用在食品上的消费必然是大头。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物资匮乏、商品短缺，粮本、粮票、油票、肉票、鸡蛋票……基本生活消费品几乎都要凭证凭票定量供应。1955年，北京城镇居民食品消费支出中近一半都是粮食，带荤腥的副食票怎么使用，要一家之主绞尽脑汁地“穷算计”，鸡鸭鱼肉常常是过年时才有的奢侈享受。“小时候我们家有6个孩子，加上爸妈，一个月只能分几斤油。”年近70的北京胡同大妈包以兰回忆，那时候穷，家里连买猪肉都爱买肥的，为的是能炼出点儿大油来。（2019年10月1日《北京日报》10版，《小票券折射大变化》）

　　改革开放大幕的开启，带来了活跃的市场经济，让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明显改善。市统计局的数据资料显示，1978年，本市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仅为365.4元，等到了1988年，翻着跟斗地提高到1423元。与此同时，从1978年到80年代末这段时间，北京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先是在55.3％—59.4％高位徘徊，然后从1985年的50.6％开始波动下降。这意味着人们的生活开始摆脱贫困，进入温饱阶段。（2007年4月11日《北京日报》8版，《市民恩格尔系数达到富裕指标》）对于北京人来说，吃饱已不再是问题，人们开始追求吃好了。

　　千家万户的餐桌丰盛了，北京人也开始在吃上“富讲究”，直接吃的粮食逐年减少，而鸡鸭鱼肉等副食则成了家常便饭。还拿当初家家稀罕的吃肉来说，人们的要求已经从“要吃肉”“要肥肉”变成了“吃鲜肉”“吃瘦肉”。很多城里人的“吃喝”水平早已今非昔比，午餐、晚餐不少人家要做两三个菜。在比较富裕的京郊，到老乡家里，招待客人的便饭里也少不了肉和蛋，碰上好客的免不了还要喝上几盅。（1988年1月13日《北京日报》1版，《一亩半地的思考》）

　　1992年，“居民购货证”退出北京市。1992年12月1日，北京取消鸡蛋票和肉票。1993年5月10日，粮票、油票宣告作废——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从1953年11月诞生的北京商品票证，终于完成了主宰百姓生计40年之久的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2001年4月30日《北京日报》9版，《明天去看票证展》）

　　“这一天开始，买东西再也不用发愁没票了！”包大妈笑着说。吃饱吃好的北京人，憧憬着更加美好的小康生活。

　　“旅游”首次纳入家庭消费支出

　　1993年，北京恩格尔系数首次降至50％以下。这在北京人的消费史上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大事。因为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40%-50%就是小康了。从这一刻开始，北京人就朝着小康生活结结实实地奔去了。

　　恩格尔系数降到50％以下，意味着人们终于有一半以上的钱可用于食品以外的消费了。能挣会花的北京人，在改善起生活质量上一点儿不含糊。在吃上，追求健康的北京人讲究起了营养、风味、快捷、保健，这也是为什么市场上的粗粮玉米面能卖得跟好大米一个价；在穿上，北京人讲究起了质地、品位和款式；在用上，电视机、录音机、洗衣机、电冰箱这新“四大件”，也逐渐取代了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老“四大件”，成了普通家庭的常见家当。1993年春节，穿用商品的销售增长第一次超过吃的商品。按照恩格尔系数判定生活水平的方法，本市年节消费的这种变化，表明居民生活消费水平明显提高。（1993年2月12日《北京日报》2版，《本市春节市场消费起变化 工业品销售增幅首次高于副食品》）

　　在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过程中，北京老百姓也开始追求精神上的享受。在90年代初还挺稀罕的旅游，到1992年就成了居民家庭消费性支出的一项，首次出现在统计部门的报表中。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本市居民家庭收入和旅游支出这两个数字明显呈现逐年同步上升的趋势。

　　双休日的一大早，市民马师傅一家三口就兴冲冲地坐火车去天津了。21元钱一张票，用不了俩小时，到了。先去逛世界大厦、劝业场，中午到南市食品街吃有名的“狗不理”包子，下午信步海河之滨。傍晚，一家人心满意足，带着各自的收获，搭火车回北京。

　　“五一”去康西草原骑马踏青，六月份去密云遥桥峪睡农家炕，连同这一回，这个普通的北京三口之家半年多已经出去玩儿了三趟了。“下回争取带孩子去一次青岛。”马师傅这样筹划着。

　　登高原雪域，走戈壁风沙，临东海波涛，沐南岛椰风，察祖国之广袤；攀井冈哨口，走长征之路，住延安窑洞，观天安门升旗，知先辈创业之艰辛……在上世纪90年代，像马师傅家这样走出家门去旅游的北京人越来越多了。（1997年8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千万“京人”逍遥游》）

　　1998年，北京市民在旅游方面的支出继续稳步增长。当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72元，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1.1％，而人均旅游支出达到137.05元，是1992年的6倍还多。那会儿刚开始时兴自驾游，有本儿无车的市民李京算计好了路线，准备假日租辆富康和朋友一起去踏青。她说，自驾车出游更自由，踏青的范围也随心所欲。（1999年4月10日《北京日报》5版，《远足踏青》）

　　“万元户”过时

　　消费“三级跳”

　　1999年，北京市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首次降到40％以下，为39.5％。这是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重要标志。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30％—40％为富裕，因此这意味着北京市民的生活开始从小康向富裕迈进。

　　市民的钱袋子普遍鼓起来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创造的新名词“万元户”，几乎成了家庭拥有巨额财富的代名词。等到了2000年，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万元大关，达到10349.7元，“万元户”也因此成了一个过时的历史名词。因为在北京家庭里，特别是在城镇家庭里，“万元户”太普通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创造出了几何级数递增的个人财富和家庭收入。（2002年9月16日《北京日报》1版，《建设小康谱新篇》）

　　与此同时，北京人的消费水平也实现了“三级跳”——从过去千元级的家电消费，万元级的移动电话、普通住房消费，到达了十万元级的私人汽车、商品房消费。（2002年3月14日《北京日报》6版，《北京人消费20年跳三级》）2003年，本市户均拥有的存款数已超过10万元，住房、汽车、旅游及留学等消费持续升温，市民在教育文化娱乐、交通通讯和医疗保健方面花钱也更加大方。（2003年5月14日《北京日报》6版，《北京出现“超储蓄”现象》）

　　收入和消费的双增长，见证了北京人生活质量的显著提升。53岁的曹玉琦告诉记者，她现在不为吃穿发愁了，注意力都到提高生活质量上来了。什么是小康？在她看来，小康就是收入不断增加，有余钱买点股票、基金，有时间就出去转转。“今年已经出去旅游两次了，3月去了趟云南，9月又去趟山东。什么大理、丽江啊，威海啊都去过了。”（2007年10月15日《北京日报》9版，《50位市民统计局里晒账本》）

　　收入跑赢GDP

　　服务性消费时髦

　　2017年，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3％，进入了联合国划分的富足区间。那一年，北京市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0.2％，全国最低，人民生活整体上迈向富裕。（2018年12月22日《北京日报》3版，《北京经济社会发展40年迎巨变》）

　　近几年来，居民收入增长连年跑赢GDP增长，强有力地支撑了人们的消费新升级。2018年，全市人均可支配收入跃升至62361元，其中，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较1956年增长309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增长了近200倍。从城镇到乡村，家家户户的钱包都鼓了起来。鼓起来的钱袋子中，除了传统工资性收入，还有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等。

　　几十年来，北京居民收入已经逐步打破工资性收入占绝对主导的单一结构，转移净收入全面增长，经营净收入结构优化，财产净收入也从无到有。北京老百姓的恩格尔系数则不断降低，消费结构也随之改变了以食物等生活必需品为主的格局，从物质性消费向服务性消费升级，更高层次的旅游、教育、文化、养老等消费的比重不断升高，老百姓的精神生活更加丰富。（2019年9月22日《北京日报》1版，《首都市民钱袋子鼓起来》）

　　今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即将实现，人们追求的美好生活将进一步向更高水平迈进。

　　本版文字：黄玉迎 制图：焦剑

　　历史资料：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