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交往已经如此繁复的今天，抱持着原来那种对礼物、礼品的观念，多少有些不合时宜了。更合适的做法是，在充分考虑我国人均收入与社会承受能力之后，尽快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使正常的交往从此正名。

　　近日，新疆阿勒泰地区对官员提出申报财产的要求，55名副县级干部中无一人填写“本人及其父母、配偶、子女接受本人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和个人赠送的现金、礼金、有价证券、各类支付凭证、贵重礼品情况”，其中此栏空白者3人，明确填写“无”者52人。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官员收受了这个渠道的礼品。

　　在一个以礼仪或者礼尚往来知名的国度里，如此整齐划一地出现这种状况，未免让人想起“水至清则无鱼”的话。行使职权固然属于使用公权力，但每个公权力的使用人都非不近人情者，如果公权力运用得宜而民众满意其服务的话，礼尚往来也不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这种完全撇清了正常人际交往的状态，倒是难以想象的。

　　我们知道，“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礼轻情意重”等古话，说的都是人际交往中“礼”的重要性。早在孔子的时代，“礼”就作为其思想的核心存在着。孔子所说的“礼”是一种抽象的仪式与维系社会关系的礼仪，但具象到实际生活中，“礼”除了具有这种抽象的意义，更多的是伴随物质交往而产生的亲密关系与感情联络。

　　但“礼”在公私层面上是截然分开的，虽然在私下里掌握权力的官员收受礼品甚至贿赂的情况史不绝书，甚至有半公开的状况出现，但在任何公开的话语体系或价值判断上，任何官员收受哪怕是很小的、近乎于象征性的礼物之行为，都有“不清廉”的嫌疑。官民之间的差别，在此语境下具有了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而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后果，就是送礼本身成了禁忌。而如果一个事情成为禁忌却又在社会生活里必不可少，那么，往往是在其表现更加隐秘的同时，加大了监管的难度与交易的成本。

　　纵观法制比较成熟的国家，一般会承认人情来往的必要性。比如在新加坡，其收取礼物只要在50新加坡元(250元人民币)之下就不算违法，超出的部分要买下或上缴。美国这个数字是305美元，超过则必须在60天之内交给政府。这种制度设计不是漏洞，而是充分考虑了人情与公共关系之后，与绝对化规定的妥协。

　　上面说到，一旦礼尚往来完全被禁止，则监管难度增加而交易成本上升，其实还有一点是会在社会心理上对公务人员产生并不合理的心理期待，仿佛作为公务员就应该不食人间烟火。这种超出了本身能力的预期，对公务员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新疆阿勒泰地区的这件事，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因此，在社会交往繁复的今天，抱持着原来那种对礼物、礼品的观念，已经不合时宜了。更合适的做法是，在充分考虑我国人均收入与社会承受能力之后，尽快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使正常的交往从此正名。如此一来，把灰色地带完全放在阳光之下，正常交往与行贿受贿的界限更加明晰，正常来往不会被污名化，正大光明的财产申报也解除了一个技术上的困难，庶几可以做到公私两全。

　　□五岳散人(北京 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