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恒大地产带着2000万元巨资风风火火扑奔女排“职业化”俱乐部而来，中国排协带着受宠若惊的欣喜匆忙间接纳了这份美意。这是一种屈服于现实的必然选择。因为女排看起来很风光，而俱乐部的处境大多比较窘迫。

　　于是，没有门槛，只有喝彩，中国排球界第一家“纯职业化”女排俱乐部堂而皇之地诞生了。

　　其实，没有门槛，绝对不意味着永远都会有喝彩。恰恰是以没有门槛为前提接纳“新生事物”，注定会为女排今后的发展带来扯不清的麻烦，乃至后患。

　　女排职业化刚刚有了概念，也刚刚起步，但职业化注定会成为唯一的方向。

　　通过“‘郎女排’能走多远”这组系列报道，我们试图全方位客观审视恒大女排俱乐部这一新生事物，为的只是为事件相关各方提个醒儿，为局外人解个迷局，同时也留下我们对中国体育职业化进程的观察与思考。

　　直到现在，或许中国排协也没搞清楚，到底女排运动的市场价值在哪里。

　　只不过，当恒大地产集团拿出2000万元来说要投资一家“职业化”俱乐部的时候，中国排协也找不出什么赞成或反对的理由。在市场准入这一块，中国排球几乎是一片空白。

　　中国排球协会训练部部长于光岩说，中国排球联赛职业化进程比较滞后，目前还只有恒大女排一家“纯职业化”俱乐部，规章制度难免还不太健全。

　　除了走注册程序，排协对恒大女排唯一的限制就是从B级联赛打起。从低级别联赛打起，可能也只是为了防止其他俱乐部反对，算不上是准入“门槛”。

　　因此，看准了商机的恒大地产，短短数月间，就一举招来了郎平和众多知名前国手，并奇迹般地让旗下的女排俱乐部成为全国曝光率最高的俱乐部。这与去年广东凤铝篮球俱乐部苦苦寻求加入CBA而不得，无奈黯然离去形成了鲜明对比。

　　中国职业体育搞了十几年，我们已经看惯，投资人一批又一批地换，俱乐部连年“城头变幻大王旗”。只不过以前是足球、篮球，现在居然轮到了女排。

　　“门户大开”的女排联赛，又能让这些投资人逗留多久呢？

　　改革没有中间地带

　　职业化“不进则退”

　　说实话，这也不能怪中国排协，只能说恒大地产对女排的“爱”来得太突然，让人有些措手不及。

　　这些年，别说中国女排，就连上世纪90年代初曾经风光一时的意大利排球联赛也开始走下坡路。整个国际排坛都略显门庭冷落的时候，恒大集团的这笔投资，即便不算是雪中送炭，也绝对是“意外之财”。

　　更何况，这样的好事，并不会经常落到排球头上。即便是中国足球界“黑哨”、“假球”、“赌球”声不绝于耳，其项目优势依然明显。

　　有关研究统计，排球比赛一个球平均只能打3个回合，运动员有70%至80%的动作是无球动作。而足球和篮球比赛是在相对宽阔的场地上进行的，并在奔跑中完成战术的组织，具有鲜明的视觉动态快感，更符合视觉传播规律。国际排联也曾多次修改规则，但没能解决根本问题——运动员无球动作比有球动作多，不利于观众欣赏。

　　因此，当一些投资人冒险在足球圈、篮球圈几进几出时，排球界依然是少有人问津。

　　如果这时候拒绝民营资本表达出来的投资意愿，中国女排恐怕只能再回头走老路。而事实证明，举国体制已经没有多少可以挖掘的潜力了。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女排崛起时，毫无疑问是得益于举国体制。当时全国各省市一、二线队伍多达40支，全国优秀球员近2000人，这为国家队选材提供了雄厚的基础。

　　可现如今，全国正式注册的排球运动员不超过400人，近两个赛季，甲A球队规模又缩回到10支，许多球队已经没有二线队伍，不少队员还是半路改行过来的。

　　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徐利说，这些年排球俱乐部严重萎缩，如果一些俱乐部不参加联赛并从中得到一些资金支持，将会面临生存的危险。

　　中国女排的职业化改革进程，正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女排联赛曾经因为赛制改革、权力下放而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联赛中涌现出赵蕊蕊、周苏红等一批排坛明星。随着职业化改革停滞不前，联赛逐渐成了国家队的练兵场，又再度萎缩。

　　不管前路多么艰险，中国排球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职业化之路。职业化的诱惑，就连知名前女排国家队队员张越红都坦言抵挡不住，“一般俱乐部，月收入只有3000多元，和恒大每个月七八万元有天壤之别。只可惜目前自己已心有余而力不足，要是早几年，我也绝对会去恒大女排。”

　　如果不彻底斩断吃“皇粮”的后路，愿意投身排球事业的孩子们只会越来越少。正如张越红所说，大家都在呼吁郎平尽快培养自己的队员，甚至建立起二线、三线队，但人才在哪里？

　　权力下放俱乐部

　　不等于放弃宏观管理

　　不可否认，中国女排的职业化改革，最缺的就是投资。而在整个“大盘走低”的情况下，恒大集团的出手，的确是让中国排协无从拒绝。

　　但也不要忘了，排球运动职业化本质上应该是追求排球运动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而并非简单地为金钱而打球。

　　为了保证俱乐部的健康运营和良好治理，从而维系整个联赛的运行，在竞技标准之外，设置一些基本的经济标准和治理结构标准作为俱乐部准入的前提，是完全必要的。否则，俱乐部“来去自如”，职业联赛的长期稳定发展就无从谈起。

　　这对于中国排球来说，也许是个两难问题。而且，主管部门在改革的实践中逐渐走向了极端，对项目管理放得太开，甚至认为职业化是球队自己的事而“不闻不问”。

　　中国排球的职业化改革，实际上伴随着一个权力下放俱乐部的过程。这一点，中国足协、篮协都没有做到。

　　1996年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排球的改革年，全国排球联赛开始采用跨年度的主客场制，半数球队获得了企业赞助。1999—2000赛季，全国排球联赛首次扩大规模, 参赛队伍从男、女各8支扩大到各12支。

　　在2000—2001年度全国排球联赛开始之前, 排球运动管理中心决定把联赛的承办权下放给各参赛俱乐部。参赛俱乐部拥有组委会转让给赛区的联赛广告经营权。同时, 参赛俱乐部拥有本队运动员服装胸前、后背和臂章广告经营权利, 并拥有本赛区运动队的联赛商业标志审批和经营权及门票销售权。

　　可惜的是，“权力”下放给俱乐部，并没有改善他们的经营状况。大部分俱乐部还是主要依靠企业赞助、门票和广告收入, 基本上没有其他经营活动，普遍处于亏损状态。

　　这种管理模式最终与“全运会战略”走到了一起，联赛被当成是调整人员、演练战术的场所，这进一步导致联赛水平下滑。

　　与此同时，排球协会又回到了老路，以直接管理为主, 丧失了宏观管理的冲动。

　　由于没有及时建立规范的准入制度，恒大集团也就成了排球市场上的“自由人”，其投资动机也就难免被公众质疑。

　　准入制度不规范

　　投资方利益也难保证

　　从长远来看，缺少规范的准入制度，其实不仅不利于联赛的发展，也不利于保护俱乐部和投资方的利益。

　　近年来，欧洲职业化体育联盟也开始将经济标准纳入俱乐部准入的审查，即俱乐部的财政状况只有达到了某个特定指标，才能被允许参加联赛。

　　尽管这样的审查实际上直接干预了俱乐部的内部治理结构，违背了俱乐部自治原则。但是，这一审查体制所期望达到的是一些重要的体育目标，如提高俱乐部的治理水平、维持青少年球员培训的最低要求、保证俱乐部具备足够的经营水平、确保俱乐部为观众和媒体提供设施完善并且安全的体育场、维护国际比赛的延续性、促进全欧洲的俱乐部按同一标准运营等。

　　只要这些规则是以透明、客观和非歧视性的方式做出，并且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那么制定相应的规则对运动员、俱乐部等利益相关方进行限制就是可以接受的。

　　虽说目前国内还只有恒大女排一家“职业化”俱乐部，但如果联赛环境不能自始至终地得到维护，想长期留住这些投资人恐怕是天方夜谭。

　　在这个问题上，国内足球、篮球联赛都有过不好的先例。“武汉光谷‘自缢’中超、广东凤铝被‘投’出CBA”，都是因为准入制度有瑕疵。中超、CBA的准入制度不仅实质内容不够明确，其适用方式的不透明、不平等也引发了争议。

　　如果准入制度是公开和透明的，这意味着任何球队都可以据此适当地评估其自身是否已满足条件。而如果联盟拒绝某个准入申请，必须提供上诉程序。同时，如果联盟修改其制定的条件，必须在新的条件适用于球队之前给予球队足够的时间来调整适应。

　　因此，在俱乐部准入问题上，单纯的多数投票规则应被取消，而代之以客观的、量化的、可操作的技术性标准。

　　毋庸讳言，目前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都被赋予了一定的行政职权，在职业联赛管理上，他们既当“运动员”，又是“裁判员”。一旦他们与俱乐部产生矛盾，俱乐部肯定是上诉无门。而法院往往又以“不属于受案范围为由，裁定驳回”，拒绝提供司法救济。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对投资人的热情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民营企业之所以愿意投入职业联赛，除了扩大知名度之外，更多的是能从地方政府那里获得批地、免税、低息贷款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

　　当这些本质上不利于职业体育发展的政策性利益越来越少时，投资女排联赛这种赔本赚吆喝的“买卖”，恐怕就再也没人愿意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