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体育60年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与承认落后、不甘失败的勇气有关。尽管绝大部分项目都是从低起点起步，但中国体育健儿靠着聪明的头脑和坚强的脊梁，不仅能够站起来，而且能够雄踞世界体坛的高峰。

　　案头有一本薄薄的书，1959年出版，总共只有22页，名为《从胜利走向胜利》。书中记述了中国乒乓球队成长的艰辛坎坷，当然并不像书名那样简单。为了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这支队伍把征程上的挫折考验视为必修课。

　　上世纪60年代，中国乒乓球队面对着日本人发明的“新式武器”弧圈球；70年代，中国队必须突破欧洲弧圈球的障碍；80年代，韩国队崛起，形成了对中国队的欧亚合围之势；90年代，中国男队一度落到世界第七名。在这个优秀群体中，产生过100多位世界冠军，每一代球员都要准备应对挫折，超越自我、超越对手成了登上巅峰的必经之路。人们熟知的郭跃华、邓亚萍、王皓等人，都有过从自己手中失去冠军，又奋起夺回的经历。

　　半个世纪过去，中国乒乓球队长盛不衰，乒乓球被誉为国球，充分体现出胜不骄、败不馁、敢打翻身仗的精神。

　　2004年，雅典奥运会体操馆，中国队接连失手，从男队到女队，从团体到单项，直至赛程进入最后一天，手上还空无一金。尽管滕海滨在鞍马比赛中拿到了冠军，但多少有点“计划外”的味道，远不足以挽回一支世界强队的颜面。

　　带队的高健时任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回来以后立下誓言：“2008年奥运会上，60岁的高健一定将功补过！”

　　中国体操向来就有勇对挫折、笃信“失败是成功之母”的传统，可这一回跟头跌得太重了。“怎样把队伍拉出低谷”，思来想去，高健失眠了。

　　充分发挥团队优势，整体实力重大突破，新规则前抢占先机──这是高健事后总结出的三条成功之道。中国体操队男女教练二十多人，大都培养过世界冠军，把尖子队员从集中在个别教练员手下，改为分散到更多教练员身边，压力大家扛。以往常常吃亏的弱项自由体操、单杠和女子跳马，分别由邹凯和程菲补了窟窿，中国队起评分高居世界第一。北京奥运会前，训练房墙壁上贴着中国体操队的备战口号，“从负开始，卧薪尝胆，奋起直追，重铸辉煌”。中国队的争金点已经扩大到10个项目。

　　直到北京奥运会体操大项夺得9枚金牌，如释重负的高健被人搀扶着回到驻地，独自找个没人的角落，泪水哗哗地流了个够。从12岁开始练体操，到奥运会后退休，高健付出了48年的精力和心血。“光有愿望不行，只有承认差距，把自己练得兵强马壮，才能不留遗憾。”

　　与高健同龄的王俊生是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又一位亲历者，曾经担任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足球改革的主要策划者。

　　在中国竞技体育项目中，足球是最早受挫的，也是受挫时间最长的。1951年，新中国第一次派足球队参加国际比赛，一场竟失球17个。几十年来，足球与挫折为伴，却不言放弃。回首往事，王俊生对记者说起1992年促成足球改革的几个主要原因，其中就有从失败中站起来。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足协已经有了推行职业化的动议，当时，没人说得出一套完整的思路和方案，感觉的东西总归有些模糊。1992年初春，中国奥林匹克队兵败吉隆坡，国人对“黑色9分钟”反响极为强烈，刚到足协上任的王俊生感到不改变足球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解决“桥”和“船”的问题，继续走老路，还是免不了重蹈覆辙。不久，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了理论依据，开拓足球市场，组建俱乐部，举行职业联赛，中国足球屡战屡败，唯有这一次引发了深刻反思，果敢地踏上一条与国际接轨的发展之路。尽管起步不久又遇到了新问题，后来的进程也没能给国人带来多少欢乐，但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足球的强势反弹，却是历次磨难后少有的，由此确立了职业化和社会化的发展方向。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中国体育60年来的成就与承认落后、不甘失败的勇气有关，绝大部分项目都是从低起点起步，在世界体坛金榜上曾经一贫如洗。靠着聪明的头脑和坚强的脊梁，中国体育健儿不仅能够站起来，而且能够雄踞世界体坛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