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由上海东方汇文国际文化服务贸易有限公司和上海新汇文化娱乐集团主办的“首届国际音乐创意产业高峰论坛”在上海举行。来自政府相关部门和国内外音乐产业企业的各界人士汇聚在此，为处于转型期的世界音乐工业出谋划策。提到近日消息不断的音乐版权收费话题，不少与会人士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对其中存在的机遇与问题各抒己见。大国文化华北区总经理姚谦向本报透露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去年一年该公司在内地收到的KTV音乐版权使用费总计只有3000元，不足台湾地区该项收入的千分之一。

　　收费渠道权责不明

　　关于KTV使用音乐作品要付版权费，这一点早在三年前就已经明确规定了，然而直至今年，包括姚谦在内的众多唱片公司老板才收到了一份费用清单。其中按照唱片公司的等级，分别给予了5000元、3000元和1000元三种报酬，姚谦所在的李泽楷旗下的大国文化，属于第二个档次。姚谦表示，这是公司三年以来，收到的唯一一笔费用，数字之小令他也感到吃惊。

　　3000元意味着什么？不清楚收费标准的人也许无法判断，姚谦则给记者做了一个比较，同样是大国文化的歌曲，去年在台湾地区的KTV一项收入大约在三四百万人民币，这也就意味着内地的收入不足台湾地区的千分之一。在他看来，这已经不是收费标准的问题，而是这项法规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出了状况。

　　姚谦表示，他能体会到的是政府的确是下了大决心，要尊重音乐著作人的权利，但在执行过程中，具体的职能机构权责不清，导致许多单位都觉得自己可以代替唱片公司收取这笔费用。在复杂的交错之下，最终KTV版权收费雷声大雨点小，真正应该享受合法权益的唱片公司以及音乐著作权拥有人实际获益甚微。联想到最近开始提案的广播电视版权收费的问题，姚谦提出了自己的担心，认为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很容易重蹈KTV版权的覆辙。

　　版权收费不应一刀切

　　姚谦的疑问直指核心：政府一番良苦用心，如何才能化为好的结果，操作层面上的诸多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对此，昨天的论坛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管理司音像电子处处长许正明明确表示，广播电视等免费使用音乐的时代将在今年终结，到2020年，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将有大幅度的改善和提高。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总干事长屈景明对“如何收费”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作为代表著作权人收取相关费用的民间机构，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长期以来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对于前不久徐沛东等人口中透露的按照广播电视台播出音乐的时间来计算费用的问题，屈景明认为并不科学：“在央视播一分钟收这些钱，在县级台也收这些钱，显然不公平，特别对于一些农村电视台电台来说，本来就是起到一个传播的作用，他们并不赚钱，这样收费只会增加他们的负担。为了方便管理和统计，也使得双方的权益有所平衡，可以按照国际惯例，按照媒体一年商业收入的百分比，向词曲作者进行支付。 ”至于具体是百分之几，屈景明表示这可以再进一步讨论：“我们希望能争取到电视台和电台商业收入1%作为著作权费，当然这是最理想的，至少也应该有0.5%。 ”

　　屈景明表示，按照发达国家的惯例，著作权这一块的收入，应该能占到音乐人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姚谦也表示目前他拿的版权收入比在大国文化当总经理拿的工资还要高。然而一个事实是，内地没有任何一位音乐人能依靠版权收费活下去。

　　人年均数字音乐消费仅8毛

　　2007年，中国共发行4.91亿张音像制品，证明这个市场仍然有着巨大的容量，然而这些产品多以8-10元的超低价格销售，这个价格只有发达国家的不到1/10。

　　在数字音乐领域，中国市场上99%的数字音乐都是未经授权的盗版音乐。尽量截止到去年年底，网上数字音乐的用户有2.49亿人，成为互联网应用的第一首选，然而总共产生的效益不超过2亿人民币，折合人均每年在数字音乐上的花费只有0.8元人民币。

　　有报道称，未来的广播电视版权收费将按照广播每分钟0.3元、电视每分钟2.5元的标准收费，但专家认为此标准过低，这样算一首歌在广播中播出一次只能收到一两块钱，现在很少有一首歌一年能播上一万次，这也就意味着一首歌一年能拿到的版权使用费可能也只有寥寥数万。记者 韩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