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31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忆起我在马来西亚的往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1

　　早年，父亲为了躲避战乱，举家迁居马来西亚柔佛州，一起同去的还有我的二姐(实际上是堂姐)，那时我还没有出生。父母亲在柔佛州冷君铺这个地方安顿了下来，父亲给英国人当厨师，母亲在家照看孩子。

　　我5岁那年，母亲就因病过世了。我是二姐一手带大的，二姐比我大30多岁，与我母亲年纪相仿。她也一直把我当亲生女儿看待，因此我与二姐感情特别深。二姐是一个激进人士，在国内时，就参加过大革命时期的“红色娘子军”。她有一个比我大一岁的女儿，我母亲去世后，我就住在她家，她既是姐姐又是妈，我们是一个特殊的家庭。

　　那时，二姐在一家橡胶园靠帮人家割橡胶苦苦过日子。我和她女儿梁阿金白天都去　　帮二姐割橡胶，晚上，我和梁阿金在二姐的督促下一起到夜校去上课。

　　2

　　1941年日本人侵略马来西亚，到处流传着日军残暴的故事，我所居住的 冷 君铺这个小县城也失去了往日的平静和安祥，县城处处弥漫着一股恐惧恐怖的气氛。每一个人都惶惶不可终日，显得异常的躁动和不安。县城里的英国人更如惊弓之鸟，一看日本人来，几乎一夜之间都跑了。

　　父亲为了生活，还得在一 家离冷君铺较远一个叫“椰壳头”的地方的一家橡胶园割采橡胶，他把我也带到那里逃难，我整日一个人呆在一幢大工厂里。因为我是一个女孩，父亲怕我被日本人看到了，所以要给我穿男孩的破衣服，还在我的脸上抹上一层浓浓的锅灰。

　　几个月后的一天清晨，日军的飞机在工厂上空盘旋着，并投下炸弹，顿时工厂浓烟滚滚。喊叫声、哭泣声撕破了清晨的宁静，悲哀的号哭飘荡在空中，让人感到无比的恐怖和凄惨。大约半个小时后，一小股日本兵来到了工厂。他们一见到中国人就抓，男的马上杀死，女的就被带走。

　　我们躲得及时，逃过了一场劫难，但父亲养的100多只鸡被日本人抢了，最后只剩下一只不足半斤的小白鸡。几天后，日本人就贴出告示，说不再杀人了，叫附近的中国人、印度人去一个地方开会，我的伯父和堂姐夫也去了，没想到日本人又把去开会的中国人全部杀害了。

　　3

　　1942年的一天傍晚，我正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厂房里为父亲做晚饭。突然几个日本兵闯了进来，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小男孩，用手摸着我的头，问我这附近有没有姑娘。我一听害怕极了，拔腿就跑到附近印度人居住的房子里。

　　日本人只抓中国人，而不抓印度人。日本人见我跑了，就钻进邻居家，邻居家两位躲在草堆里的年轻姐妹被找了出来，日本兵见妹妹比较漂亮，就在她家当着姐姐的面把她妹妹给强暴了，她姐姐为了抢救妹妹，去拉扯日本兵，当场被日本人用刺刀刺死。

　　许多中国人和印度都偷偷目睹了这一残暴的场面，但是面对日本鬼子闪着寒光的刺刀，人们只能选择默默无语，有人流下伤心的眼泪，有人难过地低着头。我也亲眼目睹了这一惨剧全过程，一种从未有过的惧怕和愤怒让我全身发抖，这使我对日本人产生了一种无比的仇恨，一种渗进骨子里的仇恨。

　　日本人占领马来西亚后，许多华人有志之士在马来西亚成立了抗日组织。二姐虽然不是游击队员，但却是追随者和同情者。在二姐激进思想的影响下，我也极其倾向进步组织。那时我感到自己突然长大，再也不是一个怯弱的女孩，从此不再天真幼稚，不再嬉戏玩耍，我早已把自己当作一名无畏的战士来看待。

　　那时，每天帮父亲作完饭后，我常与小伙伴们一道到日军的军营前，观察日寇的情况，然后把他们的情况告诉二姐，再由二姐把这些情况反馈给游击队。我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发泄心中积累的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

　　4

　　1945年，日本人投降了，但原来逃之夭夭的英国人却回来了，继续实行殖民统治，对曾经抗日的华侨组织进行镇压。

　　这时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女孩了。1947年，我在陈月英和潭锦英的介绍下，参加了抗击英殖民主义的进步组织。二姐的亲生女儿梁阿金在我的鼓励下，也一起参加了这个组织。那年我才16岁，我清楚记得，我加入组织的宣誓是在橡胶园一个大房间里进行的。我们那批新成员有七八位，大家一起举起右手宣誓，当时心情格外激动，很多人都流出了热泪。

　　当时，我就在我居住区里负责筹集经费，为了马来亚的民族解放事业，马来人和华人联合起来，打成一片，所以我的工作不仅得到华人的支持，也得到马来人的配合。

　　但不久后，形势对我们极为不利，我们的抗击斗争遭遇到挫折，使得原先的斗争只能改为地下斗争。

　　5

　　由于叛徒的出卖，我于1947年第一次被捕。被关押在冷君铺警察局里，我知道局里还关着好几个战友，但一人关在独立的一个房间，因此彼此之间无法交流情况。父亲知道我被捕以后，马上请当地有名望的人把我保释出来，因为我那时年龄小，才16岁，警察局叫我写了一份保证书后就放了我。

　　出来后，我在家休息了几个月后，又开始继续为进步组织工作了。我依旧天天为筹集经费而四处奔走。到了1948年，叛徒再次告密我从事反对殖民统治工作，当时，警察局派了好多的尼泊尔兵包围了我家，我刚刚好不在家，他们找不到我就用枪指着我的家人，家人吓得直哆嗦。为了不连累家人，我主动去了警察局自首，我第二次被捕了。

　　这一次，我在警察局关了几天后，就被送到塥达集中营。在集中营关押了几个月，就被送到法庭去宣判了。我父亲花巨资为我请了两位律师现场力辩，最终判我无罪。父亲以两个朋友的两家店面做为担保，他们才释放了我，但是每天早晚要到警察局去报到两次。

　　这次出来后，父亲把我天天关在家里，不让我跨出家门半步。半年后，抗英组织又派人来找我，希望我能继续工作。于是我又背着父亲，继续去做抗英秘密工作。

　　一天我和几个战友正要把粮食等生活必需品运往别的地方时，半路上又被抓了。这次我被抓进居銮警察局，同时被关押在居銮警察局的有很多战友，其中还有我们的领导人，可惜的是，最后他被判了死刑，为了马来亚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我在居銮警察局关了一段时间后，被转到附近的集中营去了，集中营里又是另一个战场，我和大家在那儿一起坚持斗争，后来，当局用“驱逐出境”的方式来面对正义的抗争。

　　……

　　1952年11月，我们被通通赶上“大伟舰”号，押送回中国。回到中国，我们受到祖国的热情欢迎，广州市政府还在码头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这让长期在斗争前线的人，感到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感动。

　　如今，想起日本侵略马来亚的那段日子，就像一场恶梦。忆起自己为理想而奋斗的往事，虽然三次被捕，但觉得那是我这辈子最闪亮的时候。

　　王亚二，女，现年78岁，离休前任职于泰宁县供销社。(王亚二／口述 连传芳／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