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应该以更多的信息公开,告诉公众真相,说明实际效果,那些公众疑虑较多的内容、方式,该删除的删除,该改进的改进
原本要“会商”学生,没想到被舆论给“会商”了。近日,围绕北大学生会商制度的争议不断,该制度的发明者北大学工部负责人回应称,所谓“会商”,并不是管制学生,也不处罚学生,而是“学校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3月29日《新京报》)
也许我们真误会了会商制度,并连带错怪了北大。如果删除形迹可疑的“思想偏激”“生活独立”等条款,这个制度看起来更多是为关爱学生,其中重点是“学业困难”的群体。这样做有没有必要?要我说还是有的。现在的大学生,面临的诱惑太多,很多人一下子从中学的苦海解脱出来,有点茫然不知所措。个别自制力较差的学生,沉溺于网络游戏,整天不去上课,多门功课挂了红灯,最终被迫退学,这当然很令人惋惜。当年笔者就读的院系,就有这么一位,喜欢躲在宿舍里打游戏,可以一周不出门,吃饭让舍友带,用过的一次性饭盒,摞在身边有一人高,最终因为累计不及格被劝退。此后,这位同学回家发奋苦读,又再次考了回来,只是由我的师兄变成了师弟。这件事后来传成了“佳话”,其实想想也挺悲剧的。对这样的学生,如果相关方面能提前介入提醒,可能也不至于搞得如此“极致”。
现在的学生,出现心理问题的也不罕见,有的甚至发展到伤害他人、轻生厌世,如果能及时进行心理辅导和干预,或许可以防范校园惨剧的发生。除此之外,还有经济贫困、就业困难、罹患大病的学生,也都在学校应该帮助救济之列。如此看来,会商制度可能确实出于关爱学生的好意,学校一开始也是作为“制度创新”来宣传的。
不过,那一条“思想偏激”,却泄露了管理者掺杂的不便明说的“纠结”。其他被会商的情形,基本上还可以量化观测,有判断的标准,比如几门课程不及格算“学业困难”,家庭收入多少算“经济困难”等；是否出现心理问题,医学上也有一套诊断标准。但是,“思想偏激”如何界定,却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学工部是一个管理服务部门,学生是被服务对象,同时也是人格独立的成年人,管理学生原则上不应干涉私人领域。即使是真心帮扶那些确有困难的学生,也要在自愿接受的基础上,还要注意保护他们的隐私和尊严。
从事学生工作的人,可以给某个学生贴上“思想偏激”的标签,其合理性是大可怀疑的。尤其是学工部负责人的解读,“批评学校食堂涨价”就属于“思想偏激”,这显然就太偏激了。学生批评学校,不应该看做存心找茬,多数时候更是爱学校的表现。我们的领导人多次表示,希望大学师生要独立思考、自由表达。我们政府部门都欢迎监督,大学为什么不能批评?批评和监督,在现代社会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无论如何也不该被贴上“思想偏激”的标签。
因为关注度太高,有关北大的新闻,经常会被放大,因此北大也没断过被批评,有时候自认为是做好事,也被人误解,有些人难免感到委屈。外面人管不了,至少可以管管自己的学生,不要动不动就批评母校,时常给媒体递点弹药——这或许是有关负责人不喜欢学生批评学校的原因。只是没想到,这又成了被批评的新由头。因此有人给北大支招,会商制度本身没问题,只是学校不懂和媒体打交道,公关能力不行。
北大经常要面对舆论和公众,懂一点公关手段,当然有好处。公关被称为美好社会的美容师,但前提是自身没有问题,能够经得起质疑。公关手段不是私下找媒体灭火,或者屏蔽真相、不准批评,而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回应质疑,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消除误解。具体到这次“会商风波”,北大应该以更多的信息公开,告诉公众真相,说明实际效果,那些公众疑虑较多的内容、方式,该删除的删除,该改进的改进,国家法律都可以修订,学校的一个规章制度,为什么不可以逐步完善?任何一个机构,面对公众时自信开放的姿态,都是最好的公关技巧,也才能最终赢得理解,消除误解。丁永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