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少“会商制度”的负面影响

　　当学生因为忌惮被“会商”而畏首畏脚，他们就不仅不愿意表达自己，甚至有可能不愿意探索未知领域，生怕走到太“偏激”的地方。

　　据报道，北京大学将在全校实施“学生学业会商制”，对符合其标准的十类学生进行会商，引起了舆论的广泛争议。其焦点集中在“思想偏激”的学生应不应该属于其中之一。有批评者担心，由于思想是否偏激很难界定，对这类学生的会商有可能会埋没他们的个性，违背北大“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精神。

　　但“会商制度”真的是洪水猛兽吗？对于制度制定者而言，他们对思想偏激学生的关注不是异想天开式的杞人忧天，而是有现实的必要性。近年来，年轻人的心理问题和精神问题频发，北大学生虽说是天之骄子，却同样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学业竞争、情感焦虑，难免有少数人无法自我调适，爱走极端。如果校方对学生的精神状态置若罔闻，有可能催生出另一个刘海洋、马加爵或者杨佳的悲剧。北大的措施正是防患于未然，应是想对学生负责任的做法。然而，良好的动机未必能收到良好的结果。在校方的这一政策里，受质疑的正是其可行性。因为“思想偏激”实在是一个很主观的判断，没有什么客观的量化标准可以参照。例如，笔者就认为，报道中提到的“动不动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就批评学校”并不是什么偏激的思想。可能对于学校行政机关，那只是个“细微漏洞”，但对个体学生来说，那却可能是关系到他日常开销的大问题，为什么是偏激的呢？

　　无论孰对孰错，这个例子足以说明，由于断定思想偏激的主观性，学校在实施这个政策时便无法保证其公正性，很难做到“一视同仁”。换言之，断定学生是否“偏激”的权力有可能被滥用。

　　让我们设想一下，北大某系有两位同学A和B，思想兴趣相差不远。A是班长，一般负责向学校汇报班里的情况。如果A和B是好朋友，即使B有时说些很偏激的言论，A也可能因为私人关系，或者对B的观点多少有认同，而不会上报有关情况。相反，如果A和B在竞争一项奖学金，A即使很认同B的话，也有可能出于利己的动机向学校打B的小报告。这样，无论A和B的立场是同样的温和，或者同样的偏激，他们便由于权力地位的不同而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而同学们为了避免这种后果，往往会有意提防其他人，不再说真心话，反而加大了他们的心理负担。无论断定学生是否偏激的人是同学还是老师，都会因为人际关系、利益关系和价值立场不一样而产生偏见，从而使学生遭受不公平待遇，也同样会使同学之间、师生之间的交流产生无形障碍。这样说来，当学生因为忌惮被“会商”而畏首畏脚，他们就不仅不愿意表达自己，甚至有可能不愿意探索未知领域，生怕走到太“偏激”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制度便禁锢了学生的思想。

　　当然，这只是“会商制度”可能造成的后果，并不能磨灭其必要性。为了优化这个制度，北大的工作不妨再做细致一些，比如，严格区分学术探讨和日常行为。如果学生对极端思想的兴趣仅仅保持在学习的范围内，学校是不是应该设立同样具有执行力的制度，保护他们自由的学术探索？又比如，是不是应该表现得更加宽容，容忍学生对学校提出批评，哪怕有时有无理的成分，以保护学生发言的权利和愿望？校方只有在执行这个制度的时候，同时为其划定一个明确的范围，方可以防止权力的无限滥用，减少其负面效果，从而做到既保护学生远离偏激思想，又不伤害他们的思想自由。(作者系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硕士研究生 邵 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