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靠谱的言论
“40岁年龄应有4000万身价”，这不像是一个治学严谨的学者得出的结论。
我并不认识董藩教授，也没有读过他的著述，这里只是就事论事。首先，如是严谨的学者断定“40岁是人生物质财富积聚的巅峰或拐点”，肯定会有必要的概念界定、理论证明和经验检验。的确，《增广贤文》说：“三十不豪，四十不富，五十将相寻死路。”但要其上升为对今日社会现象有一定解释力的科学论断，还要拿出足够的数据和定量分析作支撑。如工业革命以来，99%以上西方富豪的财富都是在40岁以前赚取的；改革开放后，99%以上的中国富人的财富是在40岁之前积聚的，等等。
董教授后来辩解说“等学生40岁时4000万估计只相当于今天的几百万”，若设定董藩教授的研究生现年25岁，15年后40岁时的4000万要变成今日的400万，那么今后的通胀率将何等惊人！这显然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没有研究不表态，没有调查不发言。董藩作为大学教授，难有信口开河之嫌。
对普通民众毫无尊重
对于董藩教授的观点，尽管也有人主张：“‘对于高学历者来说，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这句话本身也许不中听，但确实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大多数人都持批评的态度。有网友甚至这样写道：“这种对普通民众毫无尊重、毫无对教育事业担当的拜金言论，不知要把学生引向何方？”
如果今天有位美国教授发表类似言论，我相信，在“金钱是个人美德和才干唯一证明”的西方社会几乎不会有任何人感到意外。因为以金钱衡量个人价值的观念，在西方社会深入人心，系因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与磨合，尤其经过道德和法治的不断完善，西方社会早在若干年前，就已经在最大限度上提高了财富的数量与个人对社会贡献之间的关联程度。
在当今中国，将财富与成功直接画等号之所以广遭诟病，根本原因在于绝大多数人，感到当今社会财富的拥有与个人的道德、才能以及贡献之间缺乏应有的联系。
在这样的语境下，4000万元，或许对董藩教授而言，是一个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数字，但对于大多数普通知识分子和草根大众而言，则大体上等于一个天文数字。 “高学历者的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这样的界定会使许多现在境况不大好的大学毕业生感到无地自容；即使在未来的岁月，他们想赚够4000万，也几乎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
收入分配是道历史难题
一位大学教师主张的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却在社会上引起广泛争议，这一奇特现象本身从一个侧面表明，目前我国社会的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问题，已经严重到非引起高度重视不可的地步。
没有从制度上解决如何使财富的分配更有利于财富创造这一课题，是制约中国古代经济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著名学者王亚南所著《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一书，曾将我国古代精辟地概括为“贪”与“砍”交替的历史：“中国一部二十四史是相砍史，但从另一个视野去看，则又实是一部贪污史。”少部分人利用权力肆无忌弹地掠夺和压榨升斗小民创造的财富，权力与金钱、特权与财富的关联度不断提升，甚至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还没有罢休的迹象，受剥削、受压迫者只好揭竿而起，推翻现有统治。但改朝换代的结果，无非又是新一轮循环的开始。
倒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当年马克思曾提出著名的“剩余价值理论”，指出由于资产阶级利用资本背靠国家机器疯狂压榨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导致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阶级矛盾激化的最终结果，是工人阶级奋起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但进入20世纪以后，尤其是二战以后，伴随高新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方式和收入分配方式都发生了重大调整，工人阶级不仅自身的收入有了明显提高，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进入了“白领”即中产阶级的行列，社会矛盾因此获得明显缓和。
这场争论警示我们：现阶段我国如何妥善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把贫富差距控制在一个能让大多数人接受的范围内，从而使个人的财富最大限度地与他的德行、才干，以及实际贡献相联系，而不是与权力、腐败和垄断相联系，最大限度地使千百万群众的智慧和潜能在财富创造环节得到充分发挥，是摆在今日中国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是又一个中华民族必须通过的“历史三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