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洪水猛兽”
“一位土生土长，通过自我研究、学术研修与国内外访学交流被培养起来的一位性学学者”——彭晓辉如此定位自己。
1992年，他作为华中师范大学生物系讲师，开出一门专业选修课《性生物学》。
此前，他主讲的《人体组织解剖学》《动物及人体生理学》等课程，都涉及到生殖器官；而彭晓辉学医出身，实习时连妇产科也呆过，不经意间完成了对“性”的脱敏过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已经敏锐感知到社会空气的变化。1988年，一场举办于北京中国美术馆的“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引起巨大轰动。
“门票起初是两毛钱一张，看的人多，一下子涨到两块钱。那是个新旧交替的月份，下着大雪，但排队买票的队伍有几公里长”，他每天都在关注报纸上描绘的空前盛况。
在展览前一年，由英国著名性心理学家霭理士著、中国优生学家潘光旦译注的《性心理学》在建国前出版后首次再版，年轻的教师彭晓辉一连读了三遍。从此，他开始系统自学性学学科。
1990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卫生部等六部委首次在《学校卫生工作条例》中规定，普通高等院校要在开设的健康教育选修课或讲座中加上性健康教育的内容——这是为彭晓辉选择性学研究方向注入的又一剂强心针。
然而，在一个长期将“性”视为洪水猛兽、不登大雅之堂的古老国家，他的选择仍然需要勇气。
他的亲戚当着他面说：“做点别的不好？为什么要做这个专业？”
“人各有志。做点别人没做过的，总比炒别人的剩饭要好。”他回答说。
他祖籍湖南，出生于武汉。因父亲被划为“右派”，小时候被迫先后寄宿于舅舅、姨妈和母亲的其他表姐妹兄弟家。长时间寄人篱下的生活，让他养成了好胜心强、不服输的性格。
《性生物学》最终改变了彭晓辉的专业方向，而这位潜心治学、一心要为母亲争光的年轻人暂时还不可能想到这一点。他的担心非常现实——没有学生对新课程感兴趣。
他私下给学生干部打招呼，让他们动员身边同学选修。最终，看在他的面子上选的、大胆好奇来听课的，一共有三四十人。“至少这门课可以开下去了，”他长舒了一口气。
单纯的“老师爸爸”
“彭老师，请您一定好好读读我的文章。”一位在课堂上谨小慎微的女生，双手攥着一篇课程结业论文，交到彭晓辉手里。
在彭晓辉印象中，这位说话低声低气、总是垂眉不语的女生，还是第一次敢于直视他的目光。但是，她的眼里含着泪水。
这事儿发生在十年前，全校公共选修课《性科学概论》的课堂上。从1995年起，华中师范大学发展第一批素质教育选修课，彭晓辉将《性生物学》加入性心理学、性社会学的内容而扩展为《性科学概论》，面向全校非生物专业学生开放。
这位女孩便是中文系的学生。文章中，她详细描述了自己的童年“性经历”——在懵懂的童年时代与小男孩玩过类似抚摸的性游戏。长大后，她觉得自己是“荡妇”“破鞋”，把所有贬低女性的词语都放在自己头上。
让彭晓辉牢牢记住的，是她文章中的最后一句话：“您的课程解放了我。”
还有一些男生在夜晚打来电话，声音急促：“彭老师，出事了。”
次数多了，彭晓辉的第一句回答便异常淡定：“什么时候发生的？”——他很快意识到，这是学生情侣发生了没有避孕的性行为，“通常都是在周末”。
从手淫、痛经等生理现象，到同性恋、易性癖、窥阴癖等心理障碍，彭晓辉渐渐成为大学生的兼职“性知识辅导员”和“性心理咨询师”。再到后来，因为他的平和亲切、可依赖，他被同学们称为“老师爸爸”。
关于“老师爸爸”个人生活的诸多桥段在学生中流传。比如，彭晓辉谈恋爱是在24岁；他与妻子都是对方的初恋，结婚至今一直非常和睦；女儿称呼他为“彭彭”，临睡前的晚安语是，“彭彭，你要乖哦！”
女儿渐渐长大时，妻子提醒他：“哎，你把那些书收一收，别让孩子看见了！”
彭晓辉却不服：“看见了又怎样？没有关系嘛。我这是科学！”
他曾注意到年幼的女儿有一段时间不好好洗脸、不像女孩子，“正处于性别角色确认阶段”。于是，他特别叮嘱妻子，多在孩子面前展示女性温柔的气质，尤其要买质量好的化妆品，因为“女儿一定会好奇，往自己脸上搽”。
他看电视剧《蜗居》，看到海藻以身体和青春换来一处豪华的居所，“女大学生靠出卖自己的性资源才能获得生活资料，这是女性在男权文化中的不平等”。剧集里，海藻妈妈悲愤不已，“你们享受的这一切，其实原本就属于你们自己。”听到这句颇有深意的台词，他竟在深夜的屏幕前流泪不止。
“彭老师就是太单纯了”，他一位二十多岁的研究生如是说。他的学术世界饱满丰富、深入骨髓；生活世界简单宁静、感性投入。他牢牢守住象牙塔里的三尺讲台，如农夫般精耕细作，直到让这门课成为华中师范大学的坊间传奇：“没有上过性概，相当于没有到华师读过书。”
他的课程从每学期一个班(每班150人，后减至100人)增加到两个班，进而稳定在四个班左右。2000年，著作颇丰的彭晓辉，经华师生命科学学院学术委员会审核批准，获得了性学研究方向硕士生导师资格。从此，他完全脱离了人体组织解剖等其他方向，专心研究人类性学。
但是，由于性学在国内还不是独立学科，他的人类性学方向硕士点只能挂靠在学院“动物学”学位点下。有老师私下调侃，他便笑着回答：“人是不是动物？”
这是一门全国独一无二的硕士专业研究方向。彭晓辉还希望最终能如国外一样，成为独立学科后的性学拥有硕博士授予资格。然而，这比想象中要困难得多。
“彭霸天”的尴尬
到2010年，成为硕士研究生导师的十年间，彭晓辉只招到五位学生。这在他的心理预期内，便也不觉得意外——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了解“性”的敏感与禁忌。
女学生向他抱怨，去图书馆借性学杂志却被管理员丢白眼：“一个女孩子家，看这个干吗！”
在学院里，同事们虽然理解他的专业，却也免不了调侃。学院里要建实验室，有人来开他的玩笑：“彭老师，你是不是也要建一个实验室啊？”
听到这些，彭晓辉只是笑笑，不予置评。
其实，彭晓辉研究的人类性学内涵丰富，属于文理交叉学科，而他的研究又以理论梳理为主，这在崇尚实验与数据的理科学系中，毫无优势可言。
于是，他不可能发表SCI论文(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引文索引类刊物)，因而没有被认定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他也很难争取到大额课题经费。最大一笔课题经费是20.6万元，还不是来自国家与政府部门的；而在华师生科院的上百项课题中，一项关于“重要性状基因克隆及功能验证”的国家重大专项，经费便是300万。于是，在课题经费排名中，他压根排不上号。
在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官方网站上，彭晓辉的职称是“副教授”。 “一般来说，从副教授到正教授，三到五年就够了”，一位彭晓辉的同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07年，《性科学概论》被评为学校精品课程。然而，在学校网页上，这个课程名称莫名地消失了；他向学校提议成立“性科学与性教育研究中心”，学校原则上同意，然而，有领导建议，“能不能把前面那个字拿掉？”这事儿便不了了之。
除了华中师大以外，首都师大、天津师大、内蒙古师大等其他高校也几乎同步开办了性教育课程。2003年起，借着高校整合的契机，彭晓辉与另一位华裔性学家阮芳斌教授一起，“转战”8所大学，希望在大陆地区首先开设性学专业。
在一个经济发达城市，他们遇上一位研究心理学的高校副校长。副校长很有兴趣，请他拟了一份翔实的论证报告。彭晓辉在报告中说，“总得有人先吃螃蟹吧？”
不久，这位副校长的回信到了：“大多数领导认为，这个螃蟹，我们不吃，让别人先去吃吧。”
4月20日，坐在书房里的彭晓辉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这一切时，语气仍然平和持重。
事实上，彭晓辉并非没有脾气。文革中，由于他父亲的右派问题，有男同学见到他，故意将双手并拢、手心向上握拳，做出戴镣铐的样子羞辱他。他二话不说上去就打。他倔强调皮、好打抱不平，甚至被取外号为“彭霸天”。
没有人知道长大后的“彭霸天”是如何消化那些因误解、漠视与欺辱而带来的憋屈。只是有同事说，听说他在家里一个人时，突然就会发一通莫名之火，暴跳如雷。
研究生们从没有看过他发火的模样，只是除了那次录影——当彭晓辉发现，电视台的真实意图，仍然是在利用人们对性的阴暗心理制造卖点而已。
重新描述这一段时，他终于不再平静了。他起身在靠背椅后来来回回地走，松开了白色衬衣上紧实的第一颗扣子，仿佛内心的火焰已经燃到脖颈。
他敏感察觉到彭露露的变化。这个曾经穿着汉服、自信上镜的年轻女孩，在经历了被当众为难的那一天后，决定这一辈子再也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
而彭晓辉还将继续他在退休前为时六年的谈“性”生涯。20年来，已经有约1.8万名学生得到过他的学分。今年，他的研究生人数还将达到史上最多的3名。
他曾被称为“性教授”“性工作者”。去年底，他被邀请去作一次性教育讲座，不料预定时间过了半小时，只有一名听众到场。面对着1名听众和3名工作人员，他仍然滔滔不绝地讲完。
“按武汉话说是，‘不信邪’。如果赞扬或者讽刺别人，是‘信了你的邪’，”彭晓辉解释说，“我就是不服气。肯定你的，是指‘你真能干’；否定你的，意思是说‘你太固执了’，这样的评价，我喜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