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师德规范模糊
近年来，在关于教师师德的话题中，并不只有过节收礼一项，一些因为师德所引发问题已经触及了法律的边缘。
据媒体报道，北京某著名高校教授和云南丽江一名女高中生发生婚外恋，最后因这名女高中生敲诈教授，而导致警方介入。
近日，这名教授所供职的大学向社会通报：媒体报道的教授被高中女学生敲诈30万元一事，经查属实。
有专家认为，撇开这一事件当中的是非曲直，单从师德的角度来说，如此道德水平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尽管人们普遍谴责教授同情女生，但从另一方面来讲，师德在法律上该如何定义，是一个大问题。
“一直以来，各地出台的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意见，无非是对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教育法有关规定的重申。”熊丙奇说，但这些规定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问题。在教育部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以及一些地方教育部门制定的“师德量化标准”中，确实不乏相关规定。但这些师德标准又有缺陷，这突出表现在，许多师德标准显得过于苍白抽象，如教育部“规范”中罗列的“爱国守法”、“爱岗敬业”等。此外，不少师德标准虽然细致入微，但又流于琐碎甚至庸俗——看似在要求“师德”，其实却无形中矮化、贬损了师德，如湖南省教育部门此前制定的师德标准中便出现这样的内容：“以权谋私造成重大影响的；黄赌毒情节较为严重的”，甚至“严禁奸污猥亵女生”。
据介绍，还有一些规定甚至可能影响到教师的正常授课。如福建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去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福建省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意见》，首次明确规定师德“一票否决”的十项具体内容，强化对高校教师的师德考核管理，其中包括在教育教学工作中散布错误言论，对学生确立正确理想信念和政治信仰造成不良影响等。
“上述规定超出了基本的教育管理常识，是在以师德规范的名义干涉学校办学自主权以及教师的权益。表面上看，将教师在教学中散布‘错误言论’列入一票否决范畴是教师法的具体落实。但是，什么是‘错误言论’、由谁来认定言论是‘正确’还是‘错误’?”熊丙奇说。
自上而下考核存疑
因为相关规定所引发的争议，即便人们成功地定义了何为师德，但仍牵涉到谁来考核师德的问题。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由行政部门出面主导考核教师道德，同样存在争议。
“对于当下的教师素质，公众有诸多不满，于是把提高教师素质的希望寄托在加强行政监管上，然而，仔细观察今天的学校管理、教师队伍建设，行政力量已经无所不在，教师接受的行政管理、行政评价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太滥。”熊丙奇说。
“对于考核，我现在有一种担心，因为老师仅仅作为一种被考核者。依据现行的教育管理体制和习惯做法，恐怕只能是由教育行政部门、教育长官主导，按照权力和行政的逻辑自上而下施行考核，如由局长考核校长、校长考核教师。若真如此，这样的师德考核，势必会名不副实，在不断的蜕变异化中走向它的反面。正如此前许多类似的教育评估，如在大学本科教学评估中出现的由权力主导包办的考核评估，为了应付考核评估，学校几近公开的集体造假作弊；为了追求作为政绩的升学率，师生之间相互折磨、矛盾冲突不断。”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
储朝晖认为，由此不难看出，要想让师德得到准确的考核，进而让这种考核被不断发展，一个根本的前提是，必须让教育本身“有道德”。也就是说，必须充分尊重教育本身固有的各种自治权利，如自我管理、自主评价的权利；具体再如，教师权利应包括自主教学、平等参与学校管理、获得体面报酬的权利；学生权利应包括平等选择教育、获得廉价教育的权利；学校权利应包括自主办学、招生的权利等。“师德考核标准如果不能跟其他方面的改革同步进行，有可能会起到一个坏的作用”。
因此，专家认为，与其“严打”教师道德不如更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保障各级教师以及教育自身的权利。
“提高教师的素质，确实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但这不能靠加强行政的监管，而应该让中小学回归学校本位管理，对于教师的师德规范，不能由行政机构出台，而应该由教师行业组织制订；对于教师的考核、评价，不能采取行政评价，而需推行同行评价，这才能让学校办学和教师教学摆脱行政因素的困扰。具体到教师定期注册制度，如果没有同行评价，很有可能变为行政管理教师的一种手段，某些行政领导完全有可能借这一制度，把那些对学校办学有意见、‘不听话’的教师‘清除’出教师队伍。如此发展下去，教师的压力会越来越大，‘素质’则可能越来越低。”熊丙奇说。
“在现代法治社会的语境下，任何社会道德，无论是职业道德，还是个人私德，如教育道德、教师道德，其根本的基础都是‘权利’二字。惟其权利得到了充分的保障，才能呵护相应的道德，才会让无德者有德、有德者尚德。而要做到‘认真对待权利’,显然不仅在于权利者自身，更在于权力者：在于其具体运用权力之德，也在于其能否尊重善待权利、勇于将权利充分制度化的改革创制之德。”储朝晖说。记者杜晓 实习生李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