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发行方“银弹”攻教材选用
虽然上述三市仅为地级市，但齐齐哈尔市教育局基教处副处长王宽向记者透露，2010年秋季起的最近一个学年，齐齐哈尔市共有初中学生157700人。初中三个年级违规教材的第一册至第六册定价9 .84元至12 .84元不等，以每位学生使用三年，齐齐哈尔市使用两个教学循环(即6年)计算，上述违规教材至少涉及金额2700万元。
现行教材选用体制始于本世纪初。2001年6月，教育部《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颁布，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单位、团体和个人编写符合中小学教学改革需要的高质量、有特色的教材”，从而打破了人教社对教材出版的垄断局面，并涌现出江苏教育出版社(简称“苏教版”)、湖南教育出版社(简称“湘教版”)等地方巨头，以及仁爱教育研究所等民办机构。
此后，地方甚至民办教材只要通过教育部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就能获得国家认可。当前，小学阶段有12个出版社的教材版本，初中阶段有6个出版社的教材版本，共计有18个版次进入教育部《目录》。
一位国有独资出版机构的资深出版人士透露，“一纲多本”推行初期，县级政府就能决定教材选用，许多教材代理商过去能通过这一项业务就举家移民、别墅小车。后来，根据当时出现的一些问题，教育部将义务教育阶段的教材选用权回收到地市一级，这使得出版及代理机构的‘公关费用’日益增加。这两年，教材限价又让出版社盈利空间越来越小，竞争越来越激烈。”
“最夸张的是，出版机构会根据当地教育系统官员和专家在教材选用和发行中的大小作用，量身定做各类待遇，小到买教材送教辅书、送境内外游，大到发行收入的‘返点’、‘分成’甚至提供‘特殊服务’！”该人士称。
一位教育部前官员称，他曾在全国多个省市县的教育学院或教师进修学校摸过底。“在不正之风的腐蚀下，几乎没有一个教研员能够十年如一日、踏踏实实搞教学研究和教学指导。他们天天推销自己编写的教材，或者给别人编写的教材做宣传，拿教材定价10%的‘抽头’，一个个整得跟医药、保险推销员似的。”
黑河市教材选用会议上的“领导定调”也并非特例“很多地方是由地市行政一把手决定教材选用。”
一位出版界资深人士透露，他参加过好几个地方教材选用委员会的会议，教育局领导或基教科长会先跟教研员“定好基调”，某一年级的教研组长就会“顺势”把某些教材捧到天上或者踩在脚下，“至于直接从事教学工作的基层教师的意愿，就只能‘被代表了’”。
即便是受益于“一纲多本”政策，某出版社负责人也承认：“‘一纲多本’如果不是教材内容的多元性，而只是出版社数量的简单增加、同质化竞争，只是换了下书皮、版权页和课后题，完全达不到‘改革创新’的初衷！”
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指出：“亟需建立教材选用招投标管理办法以及教材企业资质认证标准，并在教材选用中尽最大努力去行政化。”
两部委联合监管机制难落实
“出版社对教材选用所做的工作是很猛的。”教育部一位司局级人士说，有一种“公关”模式正在地方兴起———外地或全国性出版社给当地出版集团“做工作”，再让后者成为前者的“白手套”。黑河市教研院中教部一位教研员也感叹，人教社那么多年了，实力挺雄厚的，又跟新华书店合作多年了，“这次人教社没有走到前台，通过新华书店来运作。”
教育部基础教育相关部门的人士表示，由于种种原因，教育部迄今尚未出台规范教材选用的正式文件，而是在每年秋季公布教育部的指定用书目录时，在教育部通知前面附上一段关于规范教材选用的相关要求。
该人士向《经济参考报》记者透露，部门规章级别的《教材选用管理办法》已获教育部政策法规司立项，并已完成初稿。接下来将召开座谈会并征求各省区意见，争取今年年内出台，并将适用于明年3、4月份的各地新一轮教材选用工作，教育部明年也将重点督察各省市对该办法的落实情况。
上述教育部人士指出，各级教育主管部门、教研部门、学校都属教育系统，该办法足以对他们形成约束力。但他感慨，“出了教育系统，出版社、新华书店等，教育部都管不了，要由新闻出版总署出面”。
上述国有独资出版机构的资深出版人士称，围绕教材发行主动权，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长期存在分歧。“教育部要求将教材发行管辖权划归教育部，实现教材编写、出版、发行一体化管理。”
知情人士向记者表示，教育部今年早些时候曾向新闻出版总署发函称，新闻出版总署主管的某些省区出版集团、某些地市新华书店，并没有落实好已经选定的教材的发行工作，却反过来干预教材的选用过程。上述教育部人士透露，教育部正在和新闻出版总署商量联合发文事宜，以期整顿教材发行市场秩序。记者 梁嘉琳 黑龙江 北京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