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验收怪象连连
国内一般通过年度报告、中期和终期结题来检查科研项目，记者不止一次听科研工作者提到：许多验收完全是走过场。
记者曾见识过一些项目的验收：被验收方念一遍汇报稿，例行公事般的几次问答，被验收方准备好了验收结论草稿，验收专家们稍加改动，增删几个定语，加上一两句空泛的评价，大家鼓掌通过。接下来就该是融洽的联谊活动了。
一位老记者经历过更荒诞的场面：验收专家与被验收方坐在一起商量合适的措辞，并最终敲定一个大家满意的稿子。
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陈难先今年“两会”期间曾发表言论，痛斥“评审书的草稿通常是由被评审的人来起草，评审专家只是在一些用词上作些无关痛痒的修改，甚至仅仅是改改标点符号而已”。
“在这种生态环境下，国家钱投入得再多也是糟蹋。”陈难先感言。为此，他曾要求其主管项目的评审专家写出自己的意见。但他的做法毕竟是个例。
中科院一位青年科学家告诉记者，在他们的专业圈子里，前几年某部委资助的一个重大项目“顺利结题”，被视为笑话。“项目是中国几条大河的污染治理。验收时说污染被成功控制，实际上大家都知道纯属忽悠。新闻里也报道说污染依旧。你拿它有什么办法？”
在科研界常被讥讽的，还有几年前的“汉芯造假”事件。“陈进为什么能通过院士参加的专家组的验收？”记者采访的一位老科学家曾质问，“后来这些人都怎么处理了呀？因为这里水深，就不了了之了。”
“假如每个评审专家都对自己评审的项目负责，那么专家会出于维护自己的信誉，做出客观的评价。”刘亦铭说，“因为专业内部的事情，谁做得好坏，大家都很清楚。”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王贻芳也认为：“因为责任不明，专家一般也不会为难课题组。其实做得好不好，本领域科学家心里都会很清楚。”王贻芳说：“如果实行终身负责制，有科学家自己利益的约束在里面，问题会好一些。”
管事的怕惹事，大家都学会了“和稀泥”
“如果在规划与立项时把好关，后面的问题会少很多。”王贻芳坦言，“如果我们支持的是真正的科学家，科学界求真务实的风气就会蔚然成风；如果少借中国特色搞一些歪门邪道，多参与国际交流，按国际惯例办事，问题就会少很多。”
然而，抱着相似观点，并付诸实施的刘亦铭却碰壁了。几年前，在国家重大项目的立项阶段，他试图请国外专家来评估，避免中国的人情羁绊。为此，他请了行内几位世界顶级的科学家来华。
“没想到，这些科学家刚住下，就被某位院士请去吃饭。”刘亦铭笑道，“大概是想让专家们替他的研究组说些好话。发现专家可能不会做出对他有利的结论，这位院士马上就去告我的状，说这些专家都是我的朋友，肯定会把经费派给我的人。”
院士告状，让主管官员感到为难，找刘亦铭商量。无奈之下，刘亦铭只好不再坚持由国外专家出具意见。
“我本来考虑在验收阶段也引入国外专家，但后来自然也打消了这个念头。”在海外工作多年归国的刘亦铭，终于感到事情没那么容易。最终，他也成了草草验收的专家组组长。
“十年前，在这个专业领域，韩国人的水平比我们低。但他们现在的实力已经超过了我们。”刘亦铭介绍说，十年间，他在韩国的同行们只经历过三次验收，每一次都会淘汰掉大多数参与者，政府选出少数拔尖机构进行后续支持。
“验收本来可以评审出能做出好成果的机构，把资助集中在它们身上。但我们做不到。”刘亦铭感到遗憾。
改变这种状况是一件难事。“这需要管事的不怕惹事。”刘亦铭说，“但现在普遍都觉得‘无过就是功’，谁会去得罪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