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老师怎么劝说，家长和孩子都不愿回学校
教育部统计资料显示，1997年全国农村小学数为512993所，2009年为234157所，减少学校数合计278836所，总量减少了一半多，平均每天减少学校数为64所。
撤并的理由当然很充分，也是大势所趋，如生源的减少、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考虑、农村孩子到城镇上学有利于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等，然而，从更广阔更深层次的背景上审视，这一公共政策也引发了许多问题。
首先，每一所学校的减少，往往意味着这所学校周边学生上学路途的增加，虽然由于计划生育的影响，农村人口也逐年下降，但下降的只是绝对人数，村庄并没有消亡。由于农村路况的糟糕和交通工具的落后，由此经常发生交通事故，导致悲剧。
撤并的另一直接后果是，学校集中后，一些中心小学变成了巨无霸，巨型班级里人数多得连课桌椅都摆不开，由此给学校的管理和教育资源的分配等方面带来巨大难题。
而且，即使发展了农村寄宿制学校，但由于学生人数太多，学校资源不够，这些学校学生的住宿、吃饭、运动、卫生、安保等条件也都存在短缺问题，几十甚至上百个学生挤一个房间的现象并不鲜见，有些学校因为提供不了午餐，导致孩子饿肚子，由此也导致免费午餐项目成为了今年蔚为壮观的民间公益行动。
但问题远远不止这些，中国青年报驻云南记者在当地采访时就发现，因住宿学生增加，教职员工承担了大量本该由家长承担的养育教育任务，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同时，年龄太小的孩子住校学习，生活也难以自理。
上学路途遥远，不论寄宿与否，都会使农村家庭教育成本增加，即使在西部偏远地区，这种增加额度也在千元以上，这也由此导致在农村一些地区出现了较多的辍学现象。
中国青年报驻云南记者发现，就在今年，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天鲜乡发白村完小学校5年级的一个班就有10个学生辍学，“无论老师怎么劝说，家长和孩子都不愿回学校。”
撤点并校漠视了受教育者的权益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康健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上述问题还只是容易暴露的表面问题，“甚至称不上主要问题。”
他认为，撤并村校带来的亲情的断裂和乡土认同的迷失，是更值得反省的问题。“一个五六岁的孩子离开父母，来到寄宿制学校，家庭的温暖、家人的温情被剥离了，但亲情教育是最重要的教育，这会对孩子的成长产生深远影响。”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认为，朗朗书声在很多农村消失，农村越发显得缺乏生气。因为读书声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的元素，乡村也会因为有学校而变得完整，同时，乡村教师作为乡间的“知识分子”，也扮演着无可替代地推崇知识和传播文化的角色，但撤点并校却切割了文化与乡土之间的联系。
因此，在2011年，无从是从媒体报道的情况看，还是从学术调查研究结论看，很明显，撤点并校在某些地区不仅没有带来农村教育的欣欣向荣景象，反而导致上学难、辍学增多、公共安全事故频发等问题。甚至还有研究显示，缩小城乡教育之间差距的愿望也未实现，反而有进一步拉大之势。
有媒体援引美国的经验称，美国也曾经掀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撤点并校”运动，全美国的学区由1961年的36402个下降到1970年的17995个。然而，即使美国在撤点并校中做了充分投入，在校车等教育资源的供给上做了充分准备，但仍有多项研究表明在教学质量、 教学投入、学生成长等方面，合并学校不一定有什么裨益，还可能带来坏处。因此，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又开始了一场“小规模学校”运动，让办学更加多元化。
熊丙奇认为，在他看来，各地政府之所以十分积极地“撤点并校”，在于想由此减少办学点、进而减少教育投入，更方便地管理学校，“根本不是什么提高教育质量，为乡村学生着想”。
他认为，由政府主导的教育决策，如果只顾政府的“利益”，而不尊重教育规律和受教育者权益，就会出现各种形式的漠视受教育者权益事件。只有改变教育决策机制，给受教育者（家长）参与教育管理、决策、监督、评价的权力，才能让受教育者的权益得到切实维护。
康健教授也认为，撤点并校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一刀切”，“事实上应该征求老百姓的意见，他们愿不愿意撤了村小、乡小？如果他们就愿意在自己村里接受最基本的教育，那么政府就得尊重他们的意见。”
他认为，一些地方政府作规划时，总喜欢拿一些纸面的数据说话，比如说孩子上学的距离，有时候地图上直线距离只有两三公里，而由于地形崎岖，山路绵延，实际距离可能七八公里。“这些不能停留在纸面上，需要深入实地考察调研”。
康健说，撤点并校政策已经实施10年了，“现在需要做大量的实际效果评估，以评估这个政策是否真的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