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教育是西方成功的教育模式，但是在中国推广了很多年，却看不到多少成效。前日，记者针对目前通识教育推广中的一些问题与有“中国通识教育之父”之称的甘阳教授进行了对话。

　　资源不足好课变成烂课

　　记者：通识教育在国内大学推广了多年，但是成效甚微，您觉得问题出在哪里？

　　甘阳：我觉得关键是资源没有优化配置好。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相对稀缺。中大今年共招收了8000多名新生，这个数字比哈佛大学所有的本科生总数还多，但哈佛大学图书馆的藏书量是中大的十倍以上。

　　另一方面，我们的教育资源浪费现象严重。美国很多大学教授同时是多个系的教授，同一教授的课可以成为5个系的主要科目供学生选择，但在中国这不可能。

　　在中国，所有的大学都想找最好的教授去讲课，但教授往往又只属于一个系，这注定通识教育难以持续下去。最好的老师挤出时间来开通识教育课，开始效果很好，但是没办法持久。勉强开下去，或找老师代替，久而久之质量不断缩水，学生也不愿意选，好课最后都变成了烂课。

　　因此，推广通识教育，关键是优化资源配置，别让好老师限定在一个系，他的课面向所有学生开放，而他的负担并没有增加多少。

　　大学课程不是太少而是太多

　　记者：有人认为，现在大学生人文素质不够，原因是国内大学教学课程设置较少？

　　甘阳：很多人认为中国大学的课程比国外大学少，其实不然。现在国内一所综合性大学一年的课程可达两三千门，哈佛大学只有1100到1200门课程，但哈佛有将近一半的课程是可供不同系共享的，这是国内大学无法比拟的。

　　国内大学的课程要做的是减法，而不是加法。中国的本科每个学期都要上12到15门课，但哈佛四年只要学32门课，每个学期4门课。耶鲁大学四年也只学 36门课。不要以为美国的大学很轻松，他们有很多作业，还有很大的阅读量要求。国内大学课程数量已经足够了，只是在重视课程质量方面有待提高。

　　中国教育要解决四个问题　

　　记者：您觉得目前中国教育的问题是什么？

　　甘阳：我觉得中国教育现在急切需要回答好四个关键问题：进入高度教育大众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维持精英教育水准；在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如何做到课程少而精，避免多而烂；在高度功利化商品化的工商业社会中，如何使大学保安静、持相对不功利，远离商业化；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兼顾全球化与中国通识教育的平衡。

　　通识教育不等于常识教育

　　记者：您讲到，要把一些专业基础课拿出来供全校学生选择，这不是太专业了吗？通识教育课是不是应该浅一点？

　　甘阳：这恰恰是个误区。通识教育不是要浅显，而是要有一定的深度。现在对通识教育课有一种非常流行的看法，就是教师口才要非常好，从古代讲到现在，从天上讲到地下都能讲。这一点我非常反对。Popular(受欢迎)的老师未必就是好老师。有些老师喜欢在课堂上讲段子，逗得学生哈哈大笑，其实是误人子弟。

　　我们判断一个老师好坏应该看他文献阅读多少，有些老师看起来很木讷，但他知道这门课该让学生掌握什么，能告诉学生阅读哪些材料。他其实是个好老师。好的老师必须有扎实的学术基础，按照专业课程的标准，不稀释地传授给学生。其实，一学期讲半部孟子，比讲一部哲学史的效果还好。

　　本报记者 夏 杨

　　实 习 生 黄少宏 通讯员 王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