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川

　　对捐款不放心所占比例高达九成以上，实在让人唏嘘。显然，要保证社会慈善理念的整体提升，一方面要大力培植慈善文化，另一方面要保持善款善用。最蹩脚的下下策就是用权力去逼捐，这只会激起民众的逆反之心，即便被强行捐出去了，也涵养不了慈善品质。

　　连日来，《扬子晚报》频频接到泰州市海陵区教师的投诉，反映在前不久补发增补工资的过程中，他们每人被强行要求“捐”出两个月工资计4000元左右。当地教育局有关领导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捐”两个月增补工资给政府建立慈善、解困基金，只是教育部门的建议，并没有强迫教师，2000多名教师自愿认捐率达98%，有四五十名教师没有捐。

　　又一起权力逼捐！也许，关于权力逼捐的新闻已经让人审丑疲劳，此起权力逼捐无甚新意，如果非要说出特点，大概有二。一是相关部门不承认是逼捐———“有2%的人没有捐，说明我们没有强迫。”这恰说明在权力过于淫威，多数教师不得不屈辱顺从。二是被逼捐的教师被要求与公务员保持一致———早在2008年该区公务员就捐出了两个月的增补工资。这也特荒诞，教师待遇不与公务员看齐，捐款却要一致，这正说明了权力的无情与无理。

　　众所周知，慈善的精髓在于自愿，慈善是一种发乎内心、形之于外的精神高度。正如先哲说，“慈者爱，出于心，恩被于业”。慈善的这一特质就决定了慈善拒绝权力逼迫。被动的慈善不是慈善，权力胁迫下的慈善更不是慈善。

　　其实，对于一再发生的权力逼捐，我们需要跳出逼捐看慈善。据悉，逼迫教师“捐”的两个月增补工资，是用于政府建立慈善、解困基金。假使此说属真，那么，政府做慈善事业，为何打老百姓的主意？原因不外乎两点，政府没有足够的钱用来慈善，或者民间捐款的积极性不够，因此需要向老百姓伸手要钱。

　　说到民间捐款的积极性不够，不能不说脆弱的慈善文化和慈善生态。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徐永光表示，中国和美国人均收入相差38倍，而人均慈善捐款相差了7300多倍。2002年中国的私人捐赠人均只有0.92元人民币，总共10多亿元，之后两年并没有太大变化。中华慈善总会统计发现，目前每年收到的捐赠大约75%来自国外，15%来自中国的富人，10%来自平民百姓。另有调查显示，全国上千万家企业里，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慈善捐赠。反观一些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慈善事业高度发达，可谓“全民慈善”，数字显示，75%的美国人为慈善事业捐款，每个家庭年均约1000多美元。

　　当然，与发达国家进行简单地类比，而不考虑国情，有失公平。毕竟，国外的慈善事业发端早，运作机制完备，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慈善文化。那么国人为何不积极捐赠呢？应该说我们并不缺少慈善资源，也不缺少慈善传统，“乐善好施”自古是民族传统。其实，人们不愿捐赠的一大原因，即是捐赠环境不好，比如善款被挪用现象频仍，比如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还有慈善机构官方色彩过于浓厚等等。而在美国，美国人热衷捐款的原因很复杂，与宗教因素有关，但显然也与公民自治能力有关、与慈善机构的公信力昭彰有关。比如，世界巨富比尔·盖茨创办的盖茨基金会，建立了著名的“15条军规”，欢迎外部监督，善款运作极其透明。

　　有一项关于“你认为一些人捐赠意识不强的原因是什么？”的调查，结果显示：A、不知道去哪捐0.57%、B、对捐款不放心95.34%、C、经济能力有限4.09%。对捐款不放心所占比例高达九成以上，实在让人唏嘘。显然，要保证社会慈善理念的整体提升，一方面要大力培植慈善文化，另一方面要保持善款善用。最蹩脚的下下策就是用权力去逼捐，这只会激起民众的逆反之心，即便被强行捐出去了，也涵养不了慈善品质。

　　中华慈善总会理事章立凡曾表示，良好的民间慈善需要有三个层面的土壤，法律、道德和文化。诚然，慈善文化应该是慈善最内核的东西，因此要培植出成熟的慈善文化，需要多方努力，比如在善款的流向上保证公开透明，最不该的就是不能权力逼捐，否则，不仅涵养不了慈善文化，对本已青黄不接的慈善生态来说，反而是一种沉重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