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就是我们重庆大学生产大队的队长，我们是队员，每天记工分，每年算工分。”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大学教授陈景秋曾这样跟校长开玩笑。

　　他说，由于高校各种考核指标太多，每个人都觉得有压力。“如果一个教授没有完成年度指标，脸都没地方搁，挺难受的。”

　　陈景秋说，对这部分人来说，钱是一个方面，荣誉感也是一方面。在一个有工作指标的地方，作为一个教授，他完不成或完成了但不靠前，他的压力就会非常大。“这就影响了一批很有学问、但现在还产生不了多大价值的人，可是他们对大学发展很有作用，我们有很多教师，他们很能干，在教书、掌握学科方向上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但就是对这些指标受不了。”

　　陈景秋感叹，教育主管部门管得太多，没有哪个国家的教育部门管这么多。

　　陈景秋的这一观点，与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原副院长石定果不谋而合。

　　3月6日上午，全国政协教育界别第38组会议，委员们讨论的是第二天联席会议的发言内容，石定果是计划中的发言人之一。

　　这个在2008年两会期间因抨击玖龙纸业老板、全国政协委员张茵而名声大著的女委员认为，我们现在的高校实际上被剥夺了办学自主权。教育主管部门由一个职能部门，变成一个高度集权，并不断自我扩张权力的领导者。“在行政冲击之下，我觉得我们的高等教育已经被异化了。”

　　“贯彻《高等教育法》，就要尊重高等教育规律，破除行政化的管理。”石定果说，1999年1月1日我国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其中第四章“高等教育的组织和活动”明文规定七项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比如，“高等学校根据社会需求、办学条件和国家核定的办学规模，制定招生方案，自主调节系科招生比例”，“高等学校根据教学需要，自主制定教学计划、选编教材、组织实施教学活动”，“高等学校依法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 等。

　　“一项都没落实！”石定果情绪激动地评判道。

　　她认为，本科评估是教育主管部门扩展权力的一个最典型例子。她举例，现在5年过后，600多所高校完成了评估，但新一轮评估马上又开始了，“虽然说是要改进评估的指标，要分类指导，减少项目，但实际上本质并没有变。”

　　石定果说，高等教育评估中心有负责人曾对媒体表示，“劳了民，花了钱，见了实效，就不是形式主义”，“这是什么话啊？而且说‘高校评估当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学生’，我认为最大的受害者是学生！”她说，学生亲眼看见老师怎样造假，对他们的人格和诚信会造成极大伤害，而这种伤害往往是无法挽回的。

　　石定果说，1991年国务院有关部门发出通知，要求终止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对企业的检查、评比，说这种检查评比严重干预了企业的经营权，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干扰了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助长了不正之风的蔓延，各企业有权拒绝和揭发违反上述规定的评比检查活动。

　　“这是在1991年，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我们当时的立法理念很清晰。那么学校的教育呢？也是一样。评估是用权力制造权力，应付评估已经成为高校工作的重中之重”，石定果越说越激动，质问道：“评估社会声誉不高。既然这个制度设计有这样重大的逻辑缺陷，为什么我们不马上拒绝？”

　　石定果认为，现在高校由于丧失了办学自主权，约束机制已被扭曲，大学章程本是高校合法存在的重要法律文本，也是大学自主管理的重要依据，然而我国只有少数几所高校拥有本校章程。

　　她认为，许多大学之所以没有制定章程，是因为高校没有办学自主权的缘故，“教育主管部门都统管了，所以不需要章程。”

　　“没有哪个国家的大学像算工分一样评价教师，这样下去，我们还怎能仰望星空呢？”陈景秋说。 本报记者 叶铁桥 实习生 李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