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呼唤素质教育，一边要求“裸考”回归

　　□一边拼命择校，一边拼命抱怨“被择校”

　　□一边痛恨被行政扭曲的伪市场化，一边幻想更多更强的行政干预

　　编者按：民间机构长策智库新近完成一份《中国新教育体制改革论纲》，由该机构首席社会政策专家、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执笔。本刊赞同其初衷——树立供各方批判的靶子，以拓展关于教改讨论的公共空间，故于今日刊出此论纲，供读者参考。限于篇幅，有删节。

　　毋庸讳言，中国教育现状，距离民众、社会与国家的预期有相当大距离。作为社会发展的平衡器，教育成为一个社会追求公正、公平、平等、自由、民主等高贵价值的工具，一旦社会偏离这些价值，教育必然成为批判的靶子，甚至成为代罪羔羊。

　　造成的局面是，人人在议论教育，人人在批判教育，人人在呼吁教育改革。但是，在这种貌似开放多元的言论空间(尤其是网络空间)中，更多的是纷纷扰扰的取向和自相矛盾的主张。

　　一方面，很多人痛恨应试教育的弊端，年复一年地呼唤各种素质教育的新教育理念。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哈佛女孩的一本小书风靡了中国。但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依然坚持唯分数论，坚持认为只有以所谓“高考裸分”作为唯一标准，高等院校的招生才能实现“公平”。

　　2009年12月15日，一份新鲜出炉的民意调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北京益派市场咨询有限公司和民意中国网在12月上旬对全国范围内的2952名公众进行了这次调查)显示，76.6%的受访者将所谓“取消一切可能滋生腐败的政策，让考试重归‘裸考’”选为推进“教育公平”的首选改革措施。毫无疑问，一旦推进这种版本的“教育公平”，实现“素质教育”的多元化教育环境将永无来日。

　　一方面，千千万万的民众以高度的自愿精神，千方百计地将成千上万的金钱，以各种各样诸如“捐赠”、“赞助”、“共建”、“补课费”的方式送交给一批教育资源优越的公立中小学，以期让自己的孩子在人生的起跑阶段就处在一个超前的位置。但是另一方面，社会上关于“被择校”的抱怨响彻云霄。

　　在上述的民意调查中，76.1%的受访者将“取消任何形式的择校费”列为推进“教育公平”的次选改革措施。人们似乎希望不费多少代价就能获取优质的教育服务，但是并不愿意仔细思考优质教育服务的短缺性、择校现象存在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以及解决所谓“择校”问题的根本之道，而是一味地迷信年复一年都无功而返的一纸“禁止令”。

　　一方面，人人都在追求或至少渴望追求超人一等的优质教育，但是另一方面却又不切实际地企盼教育服务品质的均等化。当一个社会究竟能在何种意义上、在何种程度上实现教育均等化尚不清楚的时候，人们却纷纷把希望寄托在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干预之上。

　　在上述的民意调查中，71.5%的受访者将“推行公立中小学跨校轮岗，平衡学校间的师资差距”列为推进“教育公平”的第三政策选择。但令人困惑的是，这项行政干预措施如何能得以实施？北京史家胡同小学的教育质量优越，优越到令来访的巴西总统当众流泪的地步，优越到自愿奉献的“赞助费”源源不绝的地步，优越到校区周边的旧房也能价格飙升的地步，很多人感到“不公平”。其中也的确存在着“不公平”，但是无论是教育行政部门(还是其他什么人)能理直气壮地要求史家胡同小学的老师无条件地去(譬如说)北京怀柔的某个小学“轮岗”吗？

　　根本的问题在于，如果全社会没有清楚地认识到“择校费”问题的根源在于扭曲的公共义务教育体系，那么种种似是而非的议论，尤其是指望在现有公共教育体系内强化行政化的直接干预措施，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还会助长令人不快的现象持续发展下去。

　　更加深刻的问题还在于，一方面，众多有识之士已经深切地认识到整个教育体系中弥漫着行政化的癌细胞，但另一方面人们对唯一有可能杀死癌细胞的市场化之路心生误解、疑虑、困惑和彷徨。

　　正如中国很多社会经济领域发生的事情一样，当今中国教育领域的“市场化”是遭到扭曲的市场化，实际上是一种“行政主导型的商业化”。造成这种格局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一方面维持原有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的主导性，另一方面又允许公立教育机构走向商业化。于是，处于优势地位的公立教育机构一只眼睛向上，另一只眼睛斜视；它们对政府的资源全力争取，而对来自市场和社会的收入也绝不放过。

　　人们看到了被扭曲的“市场化”、“产业化”所带来的重重弊端，但是不去追究扭曲背后的旧体制、旧力量、旧思维，不去推动公立教育机构之间有管理的竞争，不去推动民营教育机构的发展壮大，不去设法打破行政化教育体制，反而冀望以回归行政化的方式来克服“市场化”的弊病。令人稍微宽心的是，这种首鼠两端的思维在近两年内有所退潮。

　　综上所述，中国的教育体制的确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大一统、品质低等众多弊端，家长、学生和教师们都陷于囚徒困境而苦不堪言。显然，我们需要一场全新的教育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