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教育观争夺县一中

　　本报记者 蒋昕捷

　　编者按

　　县一中是中国教育的一个专有名词。它通常是县城里的“最高学府”，承载着无数农家子弟对知识改变命运的热切期盼。由此席卷全国的“县一中模式”则意味着一套行之有效的应试训练方法，包括空间上的封闭式管理，最大限度地占用学生的时间(每天除了吃饭睡觉都要上课，很少放假)，让学生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竞争状态，不断地考试、排名，等等。总之，一切成果都可以量化，考入名校的人数和本科达线率几乎成为衡量办学水平的唯一指标。

　　在这样的背景下，天津市蓟县一中堪称异类。17年来，这所县一中从城市的中学那里讨教素质教育理念，并且在长期实践中摸索出一套独有的校园文化和精神气质，让众多学生至今仍把在蓟县一中的求学经历视为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当年取法的省会城市中学，如今已普遍引进了“县一中模式”，而蓟县一中17年来却一直扛着素质教育的大旗。

　　因此，当一位以精细化管理著称的校长受命来到倡导“野鸭子精神”的这所中学，冲突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这场发生在蓟县一中的风波是中学教育进退失据彷徨的缩影。教育工作者大都声称，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并不矛盾，实则两者却明争暗斗了20余年，不仅校长老师们的态度迥异，家长和学生也常隶属不同阵营。在这起偶发事件中，我们能明显地体会到众多基层教育工作者的辛勤实践。可他们却也很难直面那个疑问：现实语境中，就中学的职责而言，为大学培养预科生和培养健全人格的人，孰轻孰重？

　　示威

　　4月11日，天津市蓟县第一高级中学(以下简称“蓟县一中”)新任校长刘兆来到任。此时，该校高二年级学生正在离学校20公里外的实践基地进行为期一周的实践活动。部分学生试图“驱逐”这位新校长的举动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新校长到任后不久，年级主任在实践基地的食堂里召集900多名师生开会。据学生徐鹤(化名)回忆，主任说，校领导班子发生了变动，学校也有了一些新的规定，“然后就拿着话筒和笔记本念规定，他每念一条，台下学生就‘嘘’一回”。

　　新规定包括：学生必须在学校食堂就餐，不得进入校内小卖部的区域；代卖《读者》、《译林》等书刊的长途话吧将被取缔；在唯一没有课程安排的周日下午，寄宿学生不得出校门，只能在教室和宿舍这两处学习或休息……

　　嘘声最大的是这样一条：因为“新校长对男女同学关系很在意”，因此，男女生不得单独接触。“年级主任还特别举例说，比如你俩一男一女下了晚自习，即使住同一个大院，也不允许搭伴儿一块儿走。”徐鹤回忆道。

　　因为一位分管高二年级的副校长当时也在场，新规定很自然地被学生们理解为新校长上任的三把火。

　　很快，这位来自蓟县上仓中学的校长就成了学生们谈论的话题。据上仓中学传来的消息说，这位刘校长在那里就曾规定，男女生连说话都不允许，讨论学习问题也不行，只要逮着就要写500字检讨，严重的还要停学甚至劝退。上仓中学的食堂甚至划分出男女专区，男女同学是不能在一起用餐的。

　　其后，更多真假难辨的消息在学生中流传：校长要拆掉一中的小花园，学生课余不许看小说，学生下课不许在教室说话，只能在操场上交谈。还有人说，校长规定鞋带除了黑的白的，不许有其他颜色……

　　“还让不让人活了？”学生们开始抱怨。

　　等高二学生回到学校，他们发现连上课铃声都变了，从柔美的钢琴曲《致爱丽丝》变成了电子琴版的《让我们荡起双桨》。“结果铃声一响，学生就嘘。”徐鹤说，“就是嘘声一片的那种‘嘘’。”

　　没过多久，教室外的墙上出现了“不欢迎”新校长的话语。相对平和的一条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此后校园里又相继出现了含有“示威”意味的举动。针对“男女学生保持距离”的规定，某天第一节晚自习下课后，高一的部分男女生临时组合，一对儿接一对儿地下楼，就在操场上晃悠。

　　后来又针对“学生只能在操场上交谈”的消息，晚饭后一些高一、高二的男生聚集在操场上。“也没有人组织，看见有人下去，大家就闻风都下去了。”徐鹤说，那天聚了好多人。

　　沉寂许久的“蓟县一中贴吧”也突然变成了宣泄的场所。有写藏头诗的，有写歌的，年轻气盛的学生们把这些统统称之为“战斗”。毕业多年的一中学生也开始在网上声援学弟学妹的举动，因为他们把母校看成是“成长中值得缅怀的一片净土”。

　　有一天，正在国外留学的乔宇(化名)突然发现校内网上的一中校友们都改了签名，出现频率最高的是“保卫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