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地问题不能靠投票解决
“目前的很多农村问题都有一个共性：公共领域过大，把本该属于私人领域的一些问题放在公共领域之下，按照公共领域的原则去处理。”党国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最荒唐之处在于：在私人领域推行民主制，例如，在农村征地问题上要求“少数服从多数”。
近日，广东佛山就发生了“钉子户遭乡亲围殴逼迁”一事。2011年12月，佛山禅城区南村16名不愿签署土地补偿协议的村民，不仅遭到了同村乡亲的“围攻”和逼迁，房屋也被强拆。事件起因在于南村村集体投票将村内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并将项目地块挂牌交易。大部分村民已经迁出房屋，只有16户村民因补偿问题不愿意签房屋拆迁协议，导致土地协议推迟。
针对近年来土地利益纠纷问题的高发态势，为明确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集体土地内部的各项所有权和使用权界限，早在2010年，国务院就发文要求“加快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等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此后，国土资源部又多次下发指导意见，加快农村集体土地的登记确权工作。
但在党国英看来，基础性工作例如产权制度的建设，要十分小心慎重，“有的地方开始对承包地确权，这是在执行中央文件时扩大化了。在基本平等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进行承包地确权，会产生很多后果和问题。”
李昌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确权是必要的，首先要确定所有权，其次要确定承包权等，但不可以把承包权确定为所有权，否则会造成极大不公和许许多多的矛盾。”
在李昌平看来，土地确权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土地矛盾也不会因此彻底消失，“中国农村的地权一直都是明确的，因为某些地方政府和社会强势群体想浑水摸鱼，地权才由清晰变成了不明晰。如果农民高度分化，强势群体为所欲为，法律就是一牌坊。”
“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不是唯一的方法，但一定是一个基础性的方法。”党国英认为，在保证农民对土地“话语权”的基础上，通过信息透明和程序公开避免暗箱操作，就能最大程度的让农民分享土地的增值收益。“至于土地增值收益多少算合理，在信息透明的前提下，只要农民愿意就算合理。政府更不应该在其中做‘二道贩子’，应该让农民直接面对开发商。”
让农民分享收益是改革方向
在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讲话中明确指出：要精心设计征地制度改革方案，加快开展相关工作，明年一定要出台相应法规。
“原来的征地主要是为了拿地。现在就要更多的考虑，在拿地的过程中，要强调整体的规划，在制度设计上要考虑农民财产权利的保护问题。”徐小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让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是下一步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确实要占用一部分农村土地，但关键是如何规范化、如何尊重农民意愿和保障农民权利。”
“即使是为农民好的事情，也要尊重农民意愿”，对于温家宝总理在此次会议上的表态，李昌平认为，在现实中，由于没有尊重农民意愿而把好事办坏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稳定土地承包关系是好事，但由于没有充分尊重农民意见，一刀切地搞了‘生不增地，死不减地’和‘有地就有补贴、无地无补贴’的政策，就造成了极大的‘不公平’，还导致了土地规模经营和合作社经营难以实现。再如，‘集中居住’本来也是好事，但剥夺了农民的主体性，往往导致农民被剥夺。”
“土地征走以后，土地将来的增值收益就跟农民没关系了，就把原来土地财产的所有者甩出经济增长的过程之外了。现在的目标是同地、同权、同价，进入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徐小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宅基地使用权的出让、村庄整治、土地整理和非农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等各个领域，都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要同步推进，但这是一个缓慢的历史过程，不能为了盲目推进而强迫农民。”
“当前城市化过程中，最值得反思的一个问题是，政府部门始终把城市化进程视为由政府主导的行为，应该要转化为以市场和利益为主导的过程。”党国英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政府的作用在于加强规划，而不能把“城市化”当成“捞钱”的手段，“‘土地财政’并非一无是处，不是完全不能搞，但不能以此作为目的，更不能侵害农民利益”。(记者 闵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