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无助于解决美国问题

　　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的日元大幅升值，还是2005年至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出现的22%升值，都没有对美国的经济造成很大影响。事实上，就在人民币大幅升值的3年中间，人们看到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仍然持续增加，而美国的贸易赤字也是节节攀升。

　　对于美国来说，解决失衡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储蓄率，这既包括家庭和私有部门储蓄率，也包括公共部门的储蓄率。

　　当地时间9月15日，美国国会开始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展开为期两天的听证会。此前两天，美国国会93名众议员联名签署信函，敦促民主党人采取行动，针对中国汇率政策采取强硬立场。面对再度被推上风口浪尖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15日在第二届“中美经济学家颐和园对话会”全体会议上向中外记者通报，中美两国经济学家已达成某种共识，即人民币汇率调整或升值对于降低美国贸易赤字和增加就业不会产生很大影响。

　　近来，随着国会中期选举的日益临近，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和商业组织再次挑起人民币汇率问题。他们称，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不足，币值依然被严重低估，这使得中国制造业者在美国市场获得了不公平的价格优势，导致美国流失了数百万个工作岗位。樊纲说，从普遍意义上来说，汇率问题确实是整个宏观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确实会对就业和经济增长造成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力在中美关系之间相当有限。目前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动机有两个，一是削减其国内贸易赤字，二是增加就业，改变其目前处于历史高点的失业水平。然而，近代社会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说明任何一种非美货币对美元升值能够帮助美国削减赤字并且促进就业。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的日元大幅升值，还是2005年至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出现的22%升值，都没有对美国的经济造成很大影响。事实上，就在这人民币大幅升值的3年中间，人们看到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仍然持续增加，而美国的贸易赤字也是节节攀升，从2005年第三季度的1990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第三季度的2100亿美元。“从这个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币升值可能并不会减轻美国的问题，无论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樊纲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与会专家在承认人民币升值在帮助解决美国的问题上鞭长莫及的同时，一致认为促进人民币汇率调整对于中国经济反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更加灵活且更加体现市场导向的汇率机制有助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对于降低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促进消费、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以及抑制通胀等都意义重大。目前，中国的人民币汇率确实处在升值通道上，最近几天走势尤其明显。这表明人民币汇率调整的体系已构建好，只是中国政府要将升值的幅度控制在渐进的轨道上。“保持人民币升值的渐进过程有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人民币汇率的剧烈波动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也会使得中外企业感到难以应对。”樊纲说。对于中国贸易顺差近几个月出现的明显增加迹象，他认为基于中国目前较为强劲的经济复苏，这种贸易顺差增加的趋势可能还会继续下去，这也要求中国尽可能多地推进国内经济结构调整，而这种调整反过来将有助于提高中国经济对汇率变化的免疫力。

　　与汇率问题密切相关的中美贸易也是此次对话会讨论的重点。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胡永泰教授在总结发言时称两国经济学家在此问题上达成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就是目前中美两国贸易关系十分紧张，甚至有人认为目前两国爆发贸易战的可能性处于过去30年来最高点，其背景有两个，一是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不尽如人意，二是针对全球化的抨击加剧；第二个结论是这种紧张局势反映的是因两国经济状况和现实条件造成的不平衡，因此两国均需承担解决这种不平衡的责任。

　　对于中国来说，两国专家均认可的努力方向有两个。一是推进金融体系改革，引入更多金融中介工具，使得巨额储蓄流向更富生产效力的领域。这样就可以改变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由穷国向富国放贷以寻求高回报的现象。此外，更有效率的金融体系也能够帮助中小企业获得融资，从而创造更良性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二是政府应考虑如何通过进口来提高中国经济的效率，比如利用其丰厚的外汇储备进口所需的高科技来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的效率和质量，或者用作教育消费，通过设立奖学金鼓励中国学生接受优秀的海外高等教育，以此储备人才增强国力。

　　对于美国来说，解决失衡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储蓄率，这既包括家庭和私有部门储蓄率，也包括公共部门的储蓄率。这其中，前者因为金融危机导致家庭财富的大量损失，近期已有提升储蓄率的意愿和行动，美国政府需要做的是帮助他们重新积累财富，从而实现储蓄率的稳定提高。至于公共部门的储蓄率，其实质是美国的财政和债务问题，而这是不可能自动完成修复的。为此，专家的建议是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上要减少参与力度，把节省下来的军费开支用于医疗改革等其他政府支出之中。

　　胡永泰表示，在中美两国分头努力的同时，积极寻求双方合作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与会专家认为两国可以在三个领域加强合作：一是加强世贸组织，支持在其框架下的多边自由贸易，推动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尽快完成，以此对抗有所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二是在20国集团内加强合作。危机后保护主义抬头的根源在于世界经济疲软，因此中美两国应合力推动制定全球战略，确保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复苏；三是中美两国应增强共识，携手防范贸易保护主义者利用环境保护的名义破坏自由贸易。“如果两国连共同促进贸易、抵御保护主义、减少贸易摩擦都做不到，就更不要提在核不扩散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及其他国际问题上达成一致了。”胡永泰最后表示。(记者 陶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