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浮动汇率本质上是全球货币供应量近乎无限扩张的一个内在机制。1970年，全球基础货币不过380亿美元，今天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增幅接近300倍。然而，全球真实经济增长幅度却不到10倍。如此毫无节制的货币扩张，造成了今天全球的高通胀。
其三、浮动汇率导致过去40年无数次的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和金融危机。为避免危机冲击，许多国家被迫储备大量美元外汇资产，许多国家不得不努力维持贸易顺差和经常账户顺差。所谓全球失衡，根源就是汇率浮动。
“遗憾的是，上述分析很清楚地说明，浮动汇率对美国却是有利的，所以美国一直不愿意改革浮动汇率体系，反而一直借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推销浮动汇率。”向松祚一针见血地指出。
对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货币体系最大的危害是全球经济出现的两大根本性背离或脱节，即虚拟经济和真实经济脱节，真实财富创造中心和金融产品创造中心脱节。
向松祚进一步分析说，过去40年来，美元霸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对人类经济运行有七个方面的影响。一、全球经济出现史无前例的通货膨胀；二、全球经济体系频繁发生金融危机；三、全球整体真实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降(发达国家经济体系尤其如此)；四、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不断恶化；五、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推动的金融自由化让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陷入困境；六、美元超级霸权所创造的超级利益不断强化和提升；七、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加剧了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对称性和不公正性。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皆经历了反复的“资产泡沫—泡沫破灭周期”，全球经济总体呈现严重的泡沫化趋向。
而对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货币体系最大的危害是全球经济出现的两大根本性背离或脱节，即虚拟经济和真实经济脱节，真实财富创造中心和金融产品创造中心脱节。
向松祚认为，当今国际货币体系所导致的全球经济两大失衡或脱节，不仅是今日全球经济金融的基本模式，是过去40年人类经济出现的奇特历史现象，也是全球金融危机、欧元区债务危机和一切重大国际宏观经济难题的总根源。更为重要的是，它让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收入分配格局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甚至有可能长期陷入“贫困性增长困境”。
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改变美元本位制、降低汇率动荡和投机资金肆意横行的巨大风险。
向松祚表示，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改变美元本位制、降低汇率动荡和投机资金肆意横行的巨大风险。“通过储备货币多元化降低美元本位制的危害，通过改善国际金融监管来降低汇率动荡和投机性冲击的风险。”他指出。
40多年来，全球流动性的泛滥、虚拟经济的急剧暴涨、虚拟经济与真实经济的严重背离，导致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严重偏离真实供求关系，很大程度上，国际大宗商品已经成为金融产品，大宗商品价格主要由期货买卖和金融投机交易所决定。发展中国家饱受大宗商品价格动荡之苦。国际油价的异常飙升曾经诱发多次金融危机。国际粮价的飙升多次导致粮食危机。时至今日，全球仍有12亿人随时面临饥饿的威胁。如何稳定大宗商品价格，避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过度波动、过度偏离真实供求，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题中应有之义，是全球宏观审慎监管架构题中应有之义，是建立公正合理国际经济新秩序题中应有之义。G20峰会、国际金融稳定论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应该将稳定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纳入自己的工作责任范围，深入探讨如何约束国际大宗商品的过度投机买卖和价格操纵。“在虚拟经济急剧膨胀、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虚拟经济和真实经济严重背离的背景下，目前国际社会普遍采用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不能准确衡量各国和全球通货膨胀水平。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应该组织力量，重新设计全球通胀指数，将资产价格纳入其中，为各国货币政策和全球货币政策协调提供更有效的政策工具。”向松祚说。
过去40多年的经验一再表明，汇率过度动荡对于全球经济的整体稳定和持续增长有百害而无一利。各主要经济体系(美国、欧洲、中国、日本等)应该展开务实探讨，以国际协议的方式来稳定世界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使命应该回归到1976年之前的政策哲学，即坚决捍卫国际汇率之稳定，而不是执意在世界各国推行浮动汇率，然后等着危机出现，再去扮演救火队或救世主的角色。
他建议，需要尽快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和治理机制改革。美国应该放弃否决权，欧盟各国应该调降所持有的投票权，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应该进一步增加。应该根本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的计算方法，以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主要引擎的重大事实。
与此同时，需要尽可能多地吸收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加入SDR，以增强SDR篮子货币的公信力和稳定性。上世纪60年代后期SDR创始之时，并不要求成员货币完全自由可兑换或资本账户完全开放。从SDR目前所发挥的作用来看，亦不需要篮子里的货币是完全自由兑换货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