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之声特约观察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马光远对此话题发表了观点。
主持人：大家提到不同统计结构导致地方债的统计数据出现了比较大的差异，比如审计署报出的是10万亿元，央行是14.4万元，银监会的数字是9.1万亿。您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这几个数字中，哪一个统计数据更加准确、客观、可靠呢？
马光远：地方债务的统计出现很大差异是非常正常的。地方政府非常复杂，地方融资平台不是唯一的主体，还有其他途径，间接性的债务，包括隐形债务都是存在的。所以，如果让一百个机构去统计中国的地方债务，结果都不一样。目前来看，这三个机构对地方债务的基本定义都不一样，国家审计署这次用的定义比较宽，但是人民银行的定义中，14.4万亿原里是贷款的概念，银监会也是贷款的概念。也就是现在无论是审计署还是人民银行、银监会的统计数字，定义不一样，统计的口径和范围也都不一样。比如审计署在统计的时候，统计了三级政府的债务，也就是说乡一级的地方债务也是不容忽视的，虽然是以公司名义借的。事实上，各个机构统计时，应该由政府承担的债务可能没有包含在内。并不是说这三个数字在统计上不科学，但实事求是的讲，三个机构本身的统计数字肯定都有不完善的地方。我比较认可审计署的统计数字，但审计署的统计数字也没有将一些地方统计在内，包括乡级地方政府。但有这三个数字，比以前的糊涂账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主持人：这种统计上的不明确，是不是也是地方债乱象的体现，预示着地方债的某些风险？
马光远：在现有法制体系下，预算等方面都明确规定地方政府是不能负债的。后来，地方政府通过间接的手段，建立了很多融资平台，形成了很多地方政府的债务。目前最大的风险就是审计署所说的“三个不规范”的问题。在目前融资主题繁多、举债手段五花八门的情况下，看得见的债务可以用一些办法、手段去预防。关键是看不见的隐形债务怎么样去预防？隐形债务是个地雷，这可能是未来解决地方债务时最大的风险。
主持人：明确的危险反倒不是最可怕的。
马光远：对。
主持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占地方债的比例比较大，对于这个平台所带来的压力，业内有不同的态度。穆迪对此表示相当不乐观，认为由此造成中国银行体系的风险会加大，信用展望有可能会转为负面；但是券商出具的报告则认为平台贷款的风险可控。您怎么看这两个评级机构所带来的不同的意见？
马光远：各个机构对于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在得结论的时候有不同的出发点，这是比较正常的现象。我反对用“做空中国”等这些主观性比较强的观点来看待这些问题。穆迪的观点需要引起警惕，毕竟国家审计署的报告也表明银行贷款中地方债务达到40%以上，比例比较高。地方政府靠什么来还款？主要靠土地财政。目前在房地产调控的情况下，如果土地买卖上不去，意味着债务风险的上升。现在来看，未来几年是还款高峰期，地方政府如果没有别的还款来源，风险是比较大的。
所以，目前最大的风险倒不是未来怎么样，而是可持续的地方债。因为债了借并不意味着以后不借了。如果以后要借，就必须找到一个可以持续解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还款保证的机制。这一机制仅靠地方统计财政，是很危险的。未来风险究竟大不大？究竟会不会把中国银行再次拉下水？关键在于能不能下决心摆脱地方土地财政的依赖，如果摆脱不了对土地财政的依赖，风险是比较大的。如果能有一套解决方案，为地方政府扶持中小企业，搞好实体经济，风险就不会很大。从整体规模上来讲问题不是很大，但结构性矛盾、隐形风险，需要重点关注。
主持人：央行从今天开始进行今年年内的第三次加息，您觉得地方政府能否经得住这种加息潮的考验呢？
马光远：我认为加息不是很大的问题。对于地方债务，我关注的重点，是可持续的、长期的风险。加息造成的最大压力在中小企业，不在地方政府。所以在加息的环境下，更多的应该关注中小企业的生存问题，怎么样在公共政策上给中小企业一定的扶持和区别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