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毋须粉饰的冷酷现实。不过，新任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在北京的就职演说中特意说，即便美国国债被降级，还是有买家在购买。他试图安抚为外汇储备担忧的中国人，“在美投资是安全的，而且，虽然美国经济面临调整，却始终是强劲的。”
在这之前，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则说得更直白，美国国债的持有人不必担心，因为“美联储可以随时开动机器印钞票还债”。
“你可以讨价还价，但根本问题解决不了。”经济学家李才元说，“巨大的外汇储备确实让中国很被动，长期看我们就是吃亏的，这有点儿像存款利息赶不上CPI涨幅，但现实一点看，在没有更好投资渠道之前，你还真是不能轻易放弃那点利息。”
他认为中国最根本的出路，只有两个方向：一是少用美元，全力发展扩大内需，减少对美出口，增加进口；二是多用人民币，尽快扩大人民币的对外结算规模和范围。
事实上，从2009年中国启动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国家一直鼓励机构和企业在贸易和投资中更多使用人民币。2010年12月末，参与人民币结算试点的企业由最初的365家扩展到67724家。2011年2月，跨境人民币业务的结算量已经攀升至10482亿元。
同时，中国央行已与韩国、阿根廷等1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数额已上升至8412亿元人民币。
北京大学中国精算发展研究中心郭生祥预测，如果人民币与多种货币建立了双向互换协议，事实上就等于建立了一个以人民币为中心的“一对多”的交换、融资、清算系统，如果围绕此系统，建立一个货币交换中心，再在上面建立一个融资资金池，人民币未来的前景可能就是美元和欧元之后的“世界金融中心的第三极”。
只有人民币“走出去”，在海外“留得住”，而且能通过畅通的渠道“回得来”，中国经济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对美元或者欧元的依赖。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才不必面对“到底要存谁家的货币”的尴尬。中国是实业大国，人民币背后有中国13亿人辛劳工作和巨大的市场潜力作为信用基础，一个大国的经济体不可能使用一种“弱货币”。
不过，这显然将是个艰难的过程。李才元认为，美元在二战后快速崛起为全球性储备货币，背后是其强大的实业、科研和军事实力，还伴随着美国企业和美国金融公司的全球化扩张和投资，而今天人民币背后的“综合实力”还有很大差距。
“中国经济要走自己的路，我们不可能复制另一个美元”，他说，美元发展到今天已经“空心化”了，实体的产业大多转移出去，只剩下军工和金融；而中国经济以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为根基，人民币是“实心化”的，中国经济的海外战略要尝试在欧美之外的地方，找到新的空间。
美国长期经济趋势研究所所长、密苏里大学教授迈克尔·赫德森对美元的“堕落历史”深有体察。他认为，美元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债务机器”，这架机器在自我膨胀、以几何级数速度积累利息的同时，必然不停地从实体经济中“吸血”，它这种负债型经济指望着“通过借款来摆脱债务”，其本质是要创造一个“金融永动机”，但终点一定是“一片金融废墟”。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建不相信美元能够“自我修正”。他认为，金融资本的基本属性就是贪婪和不劳而获。在传统的实业领域，产业资本的利润率一般在10%以下，例如长期以来美国汽车产业利润率只有5%，从事生产这种又脏又累的“倒霉的事情”对于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来说毫无吸引力，因为从跨国产业转移和金融衍生品交易中，可以赚到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利润，“他们会愿意回到发展物质产品生产的老路上去吗？”
“中国人想不想扭转这个单向利益输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的怪圈？”财经评论家张庭宾建议，中国应同亚、非、拉等资源国家建立直接的平等的经济循环——中国购买这些国家的资源，承接它们的基建工程，这些国家获得人民币，再用人民币购买中国商品和服务，“如此各取所需，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正途。”
2000年，中非贸易额仅100亿美元，而到2010年已达到1269亿美元。2009年，中国已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据标准银行估计，约有1500家中国企业在该行设有分支机构的17个非洲国家运营。
庞凯歌称，非洲国家的态度比较实际，当前全球经济整体低迷，美元持续贬值，在这种情况下，将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的一部分是有助于更好地防范风险。
“是的，人民币需要创造一个新的循环”，李才元说，“这就是以实业换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