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富豪警察被杀背后:子女在国外 经营煤矿发家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亿万身家”警察被杀案的背后

　　洪洞县城的一对普通民警夫妇离奇被杀。更离奇的是，死后，他们被曝出有“亿万身家”，三个子女均在美国读大学。人们不禁开始揣测和追问：他们究竟是怎样实现了这样的“美国梦”

　　小小县城洪洞吸引了举国上下无数人的注意力。可惜，造成此次“吸引”的，是民警夫妇被杀。人们不只关心案件本身，更因为当时有报道称，受害人有数亿家产，三个儿女都在美国读大学。

　　11月12日，洪洞县鸿安古槐大厦一单元1501发生命案，死者王建雄、韩惠芳系夫妻关系，生前分别是洪洞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公路巡警中队原队长，和洪洞县公安局信访科干警。现场勘查发现，死者家中有物品失窃现象。

　　据悉，案发后，公安部已介入，和当地公安部门、纪检部门组成专案调查组，围绕死者的死因和生前财产情况展开调查。

　　一个不爱说话的仗义乡亲

　　距离洪洞县城约15公里的南步亭村村东头，村民刘娃(化名)慢吞吞地吃着早饭，外面的阳光从窗外洒进来，使得他时不时迷起眼。他在回忆曾经的同村人王建雄。

　　王建雄生于1959年，曾经就住在刘娃家西北边不远的一处老宅里。他家有9个孩子，王排行第五。那个院子如今已紧锁大门，王建雄兄妹先后都离开了老家，住到洪洞到城里。王父于几年前过世，母亲则在临汾市养老。

　　初中毕业后，王建雄就应征入伍了。刘娃再有机会见到他时，已是三年后的1980年左右。几个月后，王建雄成为了洪洞县公安局原局长张德英的司机。有人回忆，“张局长到县党校上课，都是王建雄开车接送。”

　　“他很少回来。”刘娃印象中的王建雄，不太爱说话，但人还不错，村里人有事找他，他一般都愿意帮。

　　“他是个能干的人，脑子好使，前些年开厂子应该赚到了钱。”刘娃说。

　　王建雄拥有的第一个厂就在老宅家门口不远，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他接手时，只是一个炼焦厂。眼下，这家厂已经改行，并更名为鼎新洗煤厂。

　　当时，41岁的王建雄已经成为洪洞县交警大队的一名交警。怎样拥有这个厂的，众说纷纭。有人说，是靠当交警收罚款得的钱。但据王家人自己说，王建雄的妻子韩惠芳家比较殷实。岳父家为王建雄的创业提供了资金支持，再加上王家自己的积蓄，上个世纪90年代，交警王建雄拥有了自己的第一份产业，也有了些钱。

　　“他年轻时脾气不好，容易发火，是个直性子。”距离刘娃家不远、王建雄曾经的小学同学王虎(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认为王建雄在老家的一直很有口碑，从不惹是生非，回到村里时对村民也很客气。

　　在另外一位村民王春娃的印象里，王建雄“很仗义”。有一次王春娃骑摩托车进城，车没牌，被交警扣了。“我找到王建雄，他给扣我车的人打了一个电话，还说：你们扣车也不看看是谁的车？那人就把钥匙还给我了。”

　　王春娃请王建雄一起吃火锅，发现王建雄有一个习惯：“把鸡蛋打在啤酒里喝”。据说，王建雄夫妻俩一般也不在家里做饭，都在外面吃。

　　不过，也有接近王建雄的村民认为，他“虽然赚到了不少钱，但是很抠门儿”。外人很难从王那里借到钱。即便是一块儿玩牌，王建雄也很在乎输赢，有时候输了钱还会流汗。王建雄打牌也只打五块、十块，“大的不打”。有人注意到，王建雄打牌时抽烟，也只是拿出一支，自己点上，再把烟盒揣回兜里。

　　王建雄发财后，曾雇一位远亲当伙房大师傅。王妻有一天进到厨房看到白天还开着灯，毫不留情地将这个亲戚数落了一顿。

　　不过，村民们认为，抠门儿只是人之常情，与道德无关。所以，他们都判断王建雄被杀应该不是“仇杀”。

　　鲁生煤矿时代

　　在王春娃的印象里，十年前开始，每过一阵子，村间大路上来往的煤车队伍里，就会出现一辆桑塔纳警车。这是前往鲁生煤矿的王建雄。

　　王春娃对鲁生煤矿一点都不陌生。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曾在鲁生村矿山上打孔找矿。那是个“有水快流”政策主导的时代，所有人都可以办煤矿，国家对资源管理放开了，办矿审批放开了，一拥而起，商业办煤矿、学校办煤矿、政府办煤矿、农民也办煤矿。

　　找到煤资源的王春娃由于缺钱抽矿井的水，就通过亲戚联系到一位北京商人杜红波，后者投资了五六十万为矿井抽水，1995年终于出煤，这个煤矿定名为“鲁生煤矿”沿用至今。

　　据《中国工商企业黄页》和《洪洞县黄页(洪洞县煤炭采选业)》显示，这个位于洪洞县万安镇鲁生村的煤矿开业于1986年，有职工63人，年产值在100万～300万，其法人为“杜红坡”和“王建勋”。

　　在当地方言中，“波”经常被发音为“坡”，“雄”也被说成“勋”。 当地村民也证实，这二人其实就是杜红波和王建雄。本世纪初，他们在鲁生村碰上了头。

　　据一位了解当年情况的煤企老板回忆，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煤价开始一路走高，杜红波的鲁生煤矿也有了扭亏为盈的迹象，所产煤炭当时主要卖往距离洪洞县城20公里远的赵城镇煤场。

　　当时经营炼焦厂的王建雄找到杜红波，希望后者卖煤给自己的炼焦厂。杜红波以和赵城煤场有合同为由拒绝了。“王建雄找了好几次，杜都没答应。”这位老板说。

　　随后，杜红波的运煤车就常常被堵、被拦截和被扣罚。由于运煤车也是从社会上雇来的，司机一看老出事儿，便都不愿意给杜红波拉煤。

　　不得已，杜红波与王建雄签了合同，约定只向王建雄的炼焦厂供煤，并且价格低于市场价。据介绍，鲁生煤矿当时月产量200到300吨，市场煤价每吨六七十块钱。但是杜红波卖给王建雄的价格低于市场价二三十块钱。煤矿亏钱，晚上又常常有人偷煤。压力重重的杜红波最后决定放弃鲁生煤矿。

　　2000年下半年，杜红波以150万的价格将鲁生煤矿转让给了王建雄。王建雄第一年付给杜120万元，余款在第二年付清。但王建雄接手后，并没有马上改变法人。

　　王建雄找到了同村好友王柴娃，让后者帮忙经营煤矿。村民们说，由于王柴娃“能干，会打理财务”，他始终负责鲁生煤矿的经营，直至停产。

　　鲁生煤矿在王建雄的实际控制下经营起来。“生产面越来越大，工人也越来越多，鲁生村不够，还要从邻村招人”。同时，王建雄保证鲁生村村民每人每年一吨取暖用煤，价格是每吨130元。尽管后来煤价飞涨，但这个价格始终没变，一直保持到鲁生煤矿停业。

　　“鲁生村大部分青壮年劳力都在鲁生煤矿干活，一个月挣两三千，维持生活还不错。”鲁生村村支书张天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前后，鲁生村约有人口1500人，青壮年劳动力约占20%，其中大部分都在鲁生煤矿工作。

　　鲁生煤矿虽是小矿，却让王建雄身家倍增，缘于当时市场大环境下的煤价飞涨。曾经长期在鲁生煤矿负责过工作面的一位矿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杜红波经营时，一名矿工挖一吨煤的工资开始是6分钱，后来涨到了1块2；到了王建雄时，价格已经涨到6元钱。由此，前后几年间经营煤业利润的差距可窥一斑。而2001年前的煤价每吨只有179元，后来一路走高，竟涨到每吨210元。

　　就这样，王建雄无意中赶上了煤矿发展的黄金时期。他所谓的“亿万身家”，大概就是在这时期积累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