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报：行政首长应诉之外，还得“应声”

　　曾记得，我国行政诉讼法刚颁布时，社会反响极大。因为它突破了计划经济年代的那种“官管民，民服官”的行政模式，要求官必须依法“管民”，而民(这里泛指自然人、企业法人)呢，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服官”，甚至可以依法起诉“民告官”。政府部门官员的情绪则远逊于民，或埋怨、或尴尬、或困惑、或漠视，甚或觉得一旦“民告官”，便是官的“耻辱”。

　　没几年的工夫，态势有了明显的变化，“民告官”顺应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趋向，诸多的行政诉讼案，民，不亢不卑；官，不惊不乍。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被告一方，即行政部门的首长往往不愿、不敢出庭应诉。就以温州为例，改革开放的春风先绿了这方土地，温州的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民营企业与行政部门的利益博弈导致行政诉讼频频，温州自然也成为“民告官”案件的多发地。面对行政部门的首长诉讼缺席的现状，2005年11月1日，温州市政府实施了《温州市行政机关首长出庭应诉工作暂行办法》，逼着行政部门的“一把手”出庭应诉。几年来，情形大为改观，使这个地区的行政诉讼的司法实务有了实质性的推进。

　　然而，据《温州晚报》日前报道，又有一个新的问题接踵而至：一些行政部门的首长应诉却不“应声”——光是出庭露面，但一言不发，形同摆设。

　　时下行政部门请律师当自己的法律顾问，这是常有的事，即使官司临头，临时寻找一位律师代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律师的代言并不能全然代表行政首长的职能。就法律知识、诉讼程序、现场应变、辩论能力而言，律师自然相比首长略胜一筹，但本部门的具体情况、本案件的症结所在以及应诉时将作何种“让步”、将有何种结局、将产生何种影响，这些唯有行政首长心知肚明，律师是无法越俎代庖的。行政首长在庭上所摆出的事实，所陈述的道理，所表示的态度，都不仅仅是一个言语的“分寸感”、法律的“适应度”所能替代和包括的。正因如此，行政首长应诉还须“应声”就显得极为重要，也极为现实的了。

　　在行政诉讼的庭审时，行政部门的首长何以应诉而不“应声”？他直接掌控自己的行政部门，你不能说他官僚主义，不谙事理；他多年学习法律法规，你不能说他是一个“法盲”；他在政坛官场几度滚打，你不能说他口讷言钝。我认为，其应诉而不“应声”，说到底，还是一种对行政诉讼法的不适应，对“民告官”本能地存有一定的抵触情绪，由此而拒绝履行本该履行的诉讼义务。这种应诉而不“应声”的做派，依稀可见这些行政部门首长对平民百姓的清高、傲视，对神圣法庭的怠慢、轻蔑，对法律约定的无为、放纵。必须指出，在行政诉讼中，天平两端的“官”和“民”法律地位绝对是平等的，公权力的有无，政治地位的高低，社会职务的大小，都不会影响双方法律身份的认定，也不能左右司法实务的操作。甚而言之，作为社会精英，行政部门的首长更应该在遵循法律、履行义务方面起到模范的作用，而应诉不“应声”显然有悖于此。

　　温州人真有妙策。最近，温州一个仅13万人口的海岛小县——洞头县政府法制办针对部分行政部门的首长应诉不“应声”情况，下达的《洞头县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考评细则的通知》，将行政“一把手”出庭应诉的表现——诸如仪表、庭前准备、法律知识、用语——纳入了考评内容，并规定主审法官案后还须填写“行政首长出庭应诉表现评定表”，这一规定在全国尚属首创。它能否改变行政首长应诉而不“应声”的现状，看来法官还得“动真格”。

　　(沈 栖 作者单位：上海法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