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和强制不能“包治百病”

　　“两会”之际，代表委员们建言献策不遗余力，颇多真知灼见，但也有些建议不免陷入 “路径依赖”的怪圈。比如，针对“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用人单位招聘时强调工作经验”这一现象，全国人大代表刘庆峰认为目前随意跳槽几乎没有任何违约成本，致使企业不愿意培训新员工，因此他主张国家修改劳动法，立法限制企业员工随意跳槽。

　　一边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一边是用人单位招聘时纷纷强调工作经验，这确实是一种现实尴尬，员工随意跳槽也的确会导致企业不愿意花钱花时间培养新员工。但是，大学生就业难不光是“缺乏工作经验”，这跟高校的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理念、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都脱不了干系，难道还要立法限制大学生到大城市就业、立法规定各地都只能发展便于大学生就业的第三产业？员工跳槽频繁也跟企业待遇、发展前途、行业前景、经济环境等密切相关，自主选择的事情，实在不宜横加一些强迫因素，强扭的瓜并不甜，说不定还生生浪费了一个嫩瓜。

　　这些貌似果断、实则荒诞的建议，背后有着强大的“思维惯性”，那就是动辄就寄望政府强制、动辄就主张立法的“路径依赖症”。日常所见，这种“路径依赖症”俯拾皆是——— 菜价上涨了，各地纷纷实行政府“限价”，无视通货膨胀的现实和潜藏的市场报复危险；节能减排目标没完成，有些地方就强制拉闸限电。有人闯红灯了，就主张立法禁止闯红灯；孝道不彰了，就立法强制子女“依法尽孝”，以法律介入道德层面……

　　仿佛只要政府一出面，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法律无所不包，只要立了法，就万事大吉了。行政干预和立法成了“包治百病”的“良药”，却丝毫不在乎政府权力无限扩张，干预市场几成常态，也不在乎业已存在的法律尚且遭遇执行难、阳奉阴违。说白了，这种“路径依赖”就是偷懒、懈怠，总想着因循守旧、不思创新，解决问题的方式不“与时俱进”。（释 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