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黑除恶，该不该下指标？

　　近日，广东东莞厚街召开打黑除恶工作动员会，要求每个派出所年内要打掉1至2个涉黑恶势力团伙，每月要上报1至2条涉黑恶犯罪线索。

　　不如说是决心宣示

　　打击黑恶势力，确保民众平安，这是合乎民众期待的，也会赢得民众的支持与鼓励。可东莞厚街的打黑，因为有了指标摊派，却遭遇质疑。为何会出现这样的逆差反应呢？这可能源于公众的习惯性质疑，既然打黑有指标了，那会不会有人“被黑”呢？一些不涉黑恶的人，也会因派出所没达到指标而人为地将他们戴上“黑恶势力”的帽子？这种“有罪推定”在理论逻辑上没有错，但我认为更应该考虑语境：厚街镇已经明确表示：“我镇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欺行霸市、收取保护费等形式为主，涉案人员多，社会危害大，群众反映强烈。”由此可见，黑恶势力多是这个镇的真实情况，摊派少量指标并非洪水猛兽。

　　更何况，另一个我们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在当前我们的执行体系中，有指标上的任务，往往可以提高执行力。这次厚街的打黑指标，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一种考虑，而打黑指标的看点也不在指标本身，而是其所传达压力的方式。

　　当然，“打黑指标”的事情的确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这是一种无奈的“次优选择”。有了指标压力，再加上厚街领导表示的“发现黑恶势力不报不打者，打击黑恶势力不推不动者，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该撤职的要撤职”。如此表述，从中传达出打黑的决心也不言而喻，我们不能打击这种善意的积极性。

　　当然，公众以自己理性的质疑，可以成为对厚街公安的不严谨表达的纠正力量。期待在民意倒逼下，厚街公安打黑保证数量，更要保证质量，不使“打黑”变“黑打”。□龙敏飞

　　“打黑指标”很荒谬

　　鉴于东莞治安状况的严峻，当地公安机关将“打黑指标”作为工作的一项奋斗目标应该值得肯定。但是，如果把“打黑指标”作为一种硬性指标，并且对社会加以承诺，显然就值得商榷。因为，尽管东莞有一定的涉黑恶势力团伙，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派出所管辖的范围内就一定有这样的团伙，况且即使有，也不意味着这些涉黑团伙每个月都有犯罪动向，因此，要求“每个派出所年内要打掉1至2个涉黑恶势力团伙，每月要上报1至2条涉黑恶犯罪线索”。显然是不现实的，有失偏颇。

　　而如此下达“打黑指标”的后果，无疑等于是在告诉警察，如果没有了违法犯罪者，将无法上报涉黑恶犯罪线索，也就完不成相应标准，进而就会损害自己的“利益”。而犯罪案件是有数的，在权衡利弊后，就可能造成个别警察并不希望犯罪现象彻底灭绝，甚至反而希望犯罪线索越多越好。在这种情况下，警察的工作可能变成为了寻找涉黑线索而工作，在完成指标的情况下，对犯罪现象反而可能不去真正制止，甚至不排除有个别警察为了完成“指标”而刻意去“制造”涉黑线索的情况，干出侵犯公民权益的事情来。

　　公安工作有其特殊性，打黑除恶更是一件复杂细致的工作，很难定期定量地加以要求。但是，行政效率、司法效率的标准，应该是实的，应该是对社会负责的。因此只要公安努力去工作了，打黑除恶工作或许暂时达不到一个很高的目标，公众也是会理解的，但如果一定要用硬性指标对打黑除恶工作加以衡量，可能产生的负面现象，不仅荒谬，而且也是法治的悲哀。□安 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