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势单力薄的张功利并
非没有从官司中学到东西。“我起诉再撤诉一次，花400元，他们应诉一次，又请律师，又上下打点，就得花1万元。”他无奈地变成“讼棍”，号召村民们一个一个地都来起诉工厂，与之“死磕”。
眼见赔偿无望，受害村民大都对诉讼不感兴趣，多数时间，张功利只是一个人与化工厂较劲，其他人则陷入沉默。
与此同时，仇岗村近乎窒息。村里突发癌症的人越来越多，2004年至2006年三年时间，就有50多人死于癌症，癌症发生率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绿满江淮”的介入
作为一家NGO，“绿满江淮”最早注意到了张功利的抗争。
2006年初，作为淮河水项目调研的一部分，“绿满江淮”的一队志愿者来到蚌埠，他们发现了与化工厂零距离接触的仇岗村，继而看到九采罗、海川化学有限公司、族光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等三家化工厂都在污染这个淮河边的小村庄。
“绿满江淮”开始与仇岗村民接触，他们研究发现，村里的饮用水含有过高的沉积物和化学物质，并告知村民，他们有自己正当的环境权益。
在此之前，成立于2003年的“绿满江淮”就一直在关注安徽省境内的环境污染问题，但整个组织的运作一直捉襟见肘。
2004年，在GCF(全球绿色资助基金)的赞助下，“绿满江淮”才在合肥有了一处简陋的办公场地。据“绿满江淮”现任总干事周翔回忆，在早期，GCF的资助能占到机构年度预算的80%-90%。因为资金的匮乏，这个机构在2005年一度试图通过介入环保替代产业，实现自我造血。但在探索了七个月后，这一尝试宣布失败。
专职人员2000元左右的月薪，让机构内的年轻人在熬完了自己的公益热情后，迫于生活压力，不得不另谋生计。频繁的人员流动和人手短缺让整个机构的理念和行动很大程度上只能仰赖带头人的意志。
在与仇岗村民接触之后，“绿满江淮”见到了张功利。事后证明，介入仇岗村对“绿满江淮”的发展也是一个难得的契机。
刚开始，“绿满江淮”并没有介绍自己的NGO身份，只有初中文凭的张功利虽然自学了不少环境方面的政策法规，但对NGO依然毫无概念，在他的第一印象里，他们只是一帮关注仇岗村污染的热心年轻人。
在与“绿满江淮”接触后，张功利先用傻瓜相机拍下了化工厂的污染照片，并公之于众，成为九采罗等三家化工厂的污染铁证。
而NGO带给张功利的远不只此，还有一整套的维权理念与维权方式。
“他们单个人往往是短视的，我们是要通过个案做出影响。”“绿满江淮”下决心推动整个事情的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