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母亲”成农村治安新隐患？
新闻提示：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河北)邢台平乡一母亲亲手将两个爱子先掐后烧；3月份，衡水饶阳一母亲精神病发作砍死女儿和侄子，而后喝农药自杀。一时间，“精神病母亲”这个群体开始走进公众视野。这个群体，到底应该贴上什么样的标签才贴切？记者走访现场和专家，试图给予回答。
平乡悲剧
5日下午，平乡县油召乡西停口村后街。这个平常安静的村庄，如今因一起血案的发生，而变得喧嚣。
血案的最大受害者是刘现锋，这位38周岁的中年汉子，在五一前夕，痛失两个爱子，大儿子4周岁，小儿子1周岁。与此同时，作为作案嫌犯的妻子郑某亦锒铛入狱。
刘现锋已经不能完整叙述整个案件发生的前因后果，“我想两个可爱的儿子”。言及此，刘现锋数度哽咽，不能言语。
2007年，家中经济拮据的刘现锋娶了来自四川南充的新娘郑某，婚后四年，两人生活甜蜜。两个儿子的到来，更是让这个家庭多了欢颜笑语。如果不是因为4月30日发生的血案，没人会把这位外地媳妇与杀人凶手等同起来。
刘现锋告诉记者，4月28日晚上，因为孩子的问题，他与妻子争吵了几句。29日上午，刘现锋去田地里干农活，妻子郑某说要出去卖废品，并且坚持要带上两个儿子。刘现锋的母亲当日曾提出异议：卖就卖吧，为什么非要上带上两个儿子呢？但善良的婆婆终究没有拗过儿媳。就这样，郑某带上两个儿子离家出走。事后发现，郑某在出家时，还带走了家中锁在柜子里面的300元。
郑某并非单纯卖废品，而是一手缔造了惊天命案。根据多方叙述，记者了解到，郑某带上两个儿子先去的是停西口村南面的一废弃厂房，耸人听闻的是，郑某在一间厂房内竟先后将两个小儿子掐死，“后来可能是有个儿子缓过来劲，郑某又放一把火烧死了。”处理完一切后，郑某奔到邢台火车站买回家的车票，票没有买到，30日上午，郑某返回平乡老家。
回家途中，有乡亲们问两个孩子的情况，郑某坦然应对“烧了”。“起初以为孩子发烧呢，后来才知道把孩子烧了。”乡亲们告诉记者。
郑某很快被当地警方带走，但疑问深藏在每个人的心中。刘现锋也不例外，“之前没有任何征兆，她怎么会下如此毒手呢？”婆婆也想不通，“我们知道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今年27周岁的郑某嫁到咱家不容易，她提出什么要求，家里一般都答应。”
但一个不容忽视的情节或许可以印证今天的行为。刘现锋告诉记者，去年春节前，他们一家曾一起回四川老家。其中有一天，只是因为一个手机的问题，刘现锋在睡梦中遭到郑某的菜刀疯砍，如今在刘峰的手腕上和头部，疤痕清晰可见，“原因也说不清楚”。
有人说，郑某怀疑刘现锋外面有别的女人，“就家里这种窘况，也不可能呀。”该村村主任向记者分析到，年轻的郑某感觉自家经济条件比不上其他村民，攀比心理或许让她心理失衡。但不管怎样，生母杀子的发生，让许多人将精神病的帽子带给了郑某，“不然，怎么理解这种行为？”。记者随后从邢台警方处获悉，虽然最终鉴定尚未出来，但在案发时，“她的精神状况肯定出了问题”。
并非孤例
疯母杀子并非孤例。
3月27日，衡水饶阳县五公镇耿口村发生一起血案，一宋姓村民6岁的女儿和13岁的侄儿惨死家中，有精神病史的妻子也喝下农药生命垂危。知情人士透露，该起案件很可能是妻子精神病发作砍死女儿和侄子，而后喝农药自杀。
据介绍，当天一早，宋姓村民和年迈的父母同到地里劳动，至中午方回，宋姓村民回家后，发现自家大门被从里面用布条和铁丝缠住了，宋姓村民于是将大门弄开，进院后看到妻子躺在北房的门台上，浑身是血，身上还有一股农药味儿，6岁的女儿和13岁的侄儿则惨死在房间里，死状甚惨。一名村干部说，六七年前宋姓村民的妻子嫁过来时，听说精神就不太好，生下女儿以后，更是专门在家看孩子，很少出门，偶尔出回门，也不怎么和村里人说话。
另外，宋家临着街道，附近还有盖房的，没有人看到过宋家有其他人出入，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很可能是宋姓村民的妻子精神病发作杀死了两个孩子。另有村民说，当天上午，宋姓村民的侄儿在其家中上网，几个村里的小孩曾先后四次去找，前三次都比较正常，他家的大门一推就开，他的妻子都说不在。到了上午11点左右再去找时，大门被从里面用布条和铁丝缠住了，没看到他妻子的人，但听到了他妻子的声音还是说不在，但是好像嗓子哑了。
记者还了解到，宋姓村民的妻子对两个孩子非常好，她自己的女儿就不用说了，天天守在身边，一天给孩子做好几顿饭吃，为了不让孩子离开自己，甚至不让孩子去上学。对待那个13岁的侄儿也很好，见了面总是给这给那的，所以孩子也常过去玩。此次就是孩子在玩电脑时遇害的。宋姓村民兄弟二人，哥哥嫂子常年在外打工，13岁的侄儿则跟爷爷奶奶在一起，事发当天正好是个星期天，侄儿到他家里玩电脑，结果和他6岁的女儿双双遭遇不幸。宋姓村民的父母都已经六十多岁了，惨案发生后，两个老人痛不欲生，眼泪都快流干了。
疯母现象
母亲弑子，古已有之。最著名的就是武则天为争宠，陷害王皇后，而亲手掐死了自己的女儿。还有一个案例，说的是2000年前有个大臣，叫易牙，他为了讨好当时的皇帝桓公，竟然将自己的三岁儿子蒸了，献给了桓公吃。这些事情，虽已久远，真伪难断，但既然是有此说法，说明弑子现象，并非完全由人臆想出来的。
我们可以把所有传说、甚至历史记载的故事当做不真实的，但我们无法忽略现实生活中一个个亲母杀子的血淋淋案例。记者随意在网上搜索了一下，近两年里，就有十多个类似的案例，都是亲生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而且，这些案子绝大多数都发生在农村，这不由得让我们陷入沉思，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一个个疯母弑子案？
邢台飞扬心理咨询中心负责人王彦辉告诉记者，这些母亲在问题暴露前就存在一些不良的人格倾向，表现为孤僻、多疑、压抑、不善表达等，这些特点使她们在教养孩子方面无法妥善处理与孩子发生的冲突，这些孩子又不具备成年人的防卫能力，导致暴力残害。
曾获国家认证的专业心理咨询师的郭启民认为，精神病患者杀人，或者杀人者杀人时正处于精神病发作期，是不承担法律责任的。所以，精神病患者，杀死自己的儿子，就不奇怪了，因为在其眼里，杀谁都是一回事，甚至其连杀的人是谁都不清楚。
任何一个家庭，如果有了一个精神病患者(权且说其有杀人倾向)，其家人是不可能做到24小时对其监护的。精神病患者也是人，家人也没有权利将之绳捆索绑。精神病患者，从某种意义上讲，已不属于某个家庭的成员了，其应该被列入社会合理监护和救治的对象。这就提出一个问题，目前我们的精神病院，能否全部接纳了这群人？还有，接纳后，能否彻底监护好这群人？
拯救疯母
曾有专家提出，要想避免类似悲剧发生，首先就应该从精神病人群入手，建立拯救精神病人的机制。
“重性精神病人的存在，对家庭对社会甚至对他们自身都是一种安全隐患，就好比一颗定时炸弹，无法预料到什么时候会爆发。”对民间社会问题多有研究的邢台市民金爱成告诉记者，从目前的情况看，很多精神病人的家庭对精神病人采取放任的态度，只要让他们能吃饱穿暖就可以了，至于是否给他们救治，是否给他们关爱，这些都无关紧要。久而久之，人们的心中渐渐形成了一种错误的惯性思维：精神病人没必要救治，治也治不好。这种错误认识无形中就增加了精神病人对社会的危险性。
曾留学新西兰的郭启民认为，在国外，精神病人都能得到很好的照顾，家属主动把精神病人送到专门的救助机构或医疗机构。通过治疗与关爱，这些精神病人不仅能健康的活着，还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自身价值得到了体现，他们的生命得到了尊重。
省人大代表，河北齐心律师事务所主任齐秀敏也认为，只有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才能避免越来越多的孩子受到伤害。她建议国家从立法角度强制精神病人群接受救治，并由各地政府承担相应的治疗费用。另外，政府部门也应该在全社会普及心理卫生知识，让人们正确地认识精神疾病。
王彦辉建议要重视农村精神心理卫生，提倡精神心理普查。家庭方面，建议有能力的家庭成员对当事人在社会交往和家庭处事方面给予耐心指导，避免冲突升级。社会方面，提倡在进行健康体检时，把精神心理健康筛查做为必检项目，并给予并要指导。
对于更多的潜在人群，启民认为农民务工男，在拼命挣钱的同时，一定多给村里的妻子打打电话，聊聊闲篇，让心理安慰帮助妻子战胜生理和体力上的困难。在家的公婆，也要多关心儿媳的心理，平时多说嘘寒问暖的话，多肯定儿媳带孙子(女)的不容易，尤其还要注意儿媳心理的不正常变化，一旦发现不良苗头，要及时处理，掐断灾难的导火线。
各级部门的相关人员，要多走进农村，关心广大农村妇女的生活。多组织一些有利于农村妇女参加的有益活动(体育活动、手工活竞赛、扭秧歌等等)，让她们能从中得到快乐和欣慰。同时，多扶植农妇在家创业，比如牲畜养殖、引进经济型瓜果蔬菜种植、农产品深加工等等了，还有，条件好由企业的农村，也多给妇女同志进厂上班的机会，让广大妇女也能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并不仅仅局限于养孩子，增加其树立自我实现的价值观，让生活的意义有所引申。
吁求未成年人保护监护机制
疯母需要拯救，未成年人的鲜活生命亦应保护。
齐秀敏律师认为，一个生命，无论是孩子还是成人，哪怕就是小猫小狗，也有权利得到尊重。而上述鲜活生命的逝去则反映了我国目前国家监护权的严重缺失。我国民法有规定，当父母没有监护能力时，由相应组织指定监护人，但并没有提到如何保护生活在精神病家庭中的未成年人。
“屡屡发生的精神病母亲杀子事件，只有在事后才会有公安介入、妇联介入等等。但事先的预防却被人们忽略了。如果国家建立起这种监护机制，及时把这些生活在精神病家庭中的未成年保护起来，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悲剧发生了。”
邢台市公安局一资深警官也认为应该建立国家监护机制，把精神病父母与未成年子女隔离开来，剥夺这些父母的监护权，由政府制定机构实施监护权利，子女每隔一段时间可以在监护人的带领下去看望父母。“悲剧发生，民警均深感悲痛，但如何处理亦感觉很为难。在国家政策的制订层面，比如惩罚和救助，显然有脱节的地方。”
齐秀敏律师强调，建立这个监护机制必须要有立法上的支持，尤其要明确监护权的问题，对于那些虐待伤害儿童的精神病父母要剥夺其监护权，把监护权交给救助组织，“如果立法不明确，必然导致这些组织有心无力。我国的法制进程还在不断完善中，对个人权利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加强，但要让公权力深入到家庭这个最小的社会单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总之，农村疯母杀子案，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个鲜活生命丧生血泊中的恐怖场景，更多的是，“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让农村家庭的生活变得暖亮、温黁。”启民深有感喟。 (燕赵都市报 张会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