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龙(化名)13岁辍学回家，除了不爱读书之外没有其他恶习，在不良少年的撺掇下，参与了犯罪活动，且是初犯，主观恶性较小……”这位在庄严的法庭上发言的人不是法官，也不是公诉人、辩护人，而是社会调查员。他所宣读的这份《社会调查报告》，一定程度上将决定一名刚刚年满17岁的被告人的命运。
5月10日上午，一起未成年人抢劫案在兴庆区人民法院未成年法庭开庭审理。在本案审理中，(宁夏银川)兴庆区人民法院在全区首家引入了社会调查员机制。
调查员介入少年犯罪案
在昨日的庭审现场，根据公诉人指控，2010年11月25日，16岁的龙龙伙同另2名被告，窜至金凤区宁安大街与黄河路交叉路口，持刀威胁、殴打2名路人，抢得现金20元，手机2部。28日，3人采取同样的手段再次持刀抢劫了2名路人，抢得现金50元和2部手机。
在法庭质证阶段结束后，2名社会调查员走进法庭，宣读了对龙龙的调查报告。记者随后了解到，这是10名社会调查员自去年11月初受聘于兴庆法院后所做的第一份社会调查，根据法庭要求，社会调查员要对龙龙的成长轨迹、家庭背景等方面进行调查。来自区内关工委系统的李旭波和何丽君接受了本次调查任务，两人对青少年犯罪都颇有研究。
接到任务后，4月29日，两人到了金凤区良田镇的龙龙的家中，走访了龙龙的父母；5月9日，他们又向村委会干部和左邻右舍的群众进行了调查了解，最后对龙龙的个人综合情况进行汇总，写成了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当庭宣读完后，公诉人、被告人及他们的父母对调查报告反映的内容均表示认可。
社会调查体现司法公正
兴庆法院未成年法庭庭长马虹解释说，社会调查员制度是在判决宣告前，调查员对未成年被告人犯罪的背景通过社会有关方面进行调查。其目的是全面、客观、公正地反映未成年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生活环境，深入细致地分析未成年被告人作案的主、客观原因，为审判机关公正处理和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被告人提供重要依据。
“社会调查员制度的引入，避免了审判人员先入为主的弊端，保证了社会调查的客观公正。”前来观摩这起抢劫案审理的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监庭庭长李军说，以往的实践证明，如果调查工作由法院的工作人员完成，受到人力、物力、财力的影响，工作人员无法全面细致完成这项工作。如果由辩护一方来完成的话，可信度又不高，毕竟辩护人会站在被告一方。而社会调查员作为特殊的诉讼参与人，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对失足未成年人的非涉案情况进行调查，因与案件无利害关系，可确保社会调查报告的真实公正。
公诉人也认为，这一制度体现了国家对未成年人犯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通过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关系的调查，可以查知他为什么会走上犯罪的道路，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防止刑满释放后再次走上犯罪道路。
争议，叫好与疑问并存
对于社会调查员这一新生事物，有叫好声，但也有人提出疑问：兴庆法院试行的调查员制度是否合法？社会调查报告算不算证据？记者为此进行了采访。
马虹介绍说，目前，社会调查员不是案件证人，调查报告也不是案件的证据，因为这项制度还处于摸索阶段，调查报告仅是法院量刑时的一份参考资料。对社会调查报告，法院会根据控辩双方质证情况进行核实，根据其来源、证明力大小等方面综合分析考量，经查证属实的，才可作为法院量刑的参考。
北方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幽深则告诉记者，社会调查员制度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但任何新制度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让制度实践与理论形成良性互动。社会调查员制度也一样，尽管它现在还难以完全达到制度设计的预期效用，但不容否认的是，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刑事法律缺乏人性化关怀的不足，有利于对未成年被告人作出正确、合理的判决，对保护青少年起着一种独特的作用。(记者 李慧娟 实习生 张慕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