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磕”不只为赔偿
2004年和2005年的两次开庭，并没能制止化工厂继续排污。
而大多村民觉得赔偿无望，对诉讼也不感兴趣。多数时间，张功利一个人在与化工厂较劲。
不过，势单力薄的张功利并非没有从官司中学到东西。在法院，哪个环节有缺失，他就回来研究，继续再打官司。而且，他也发现“我起诉再撤诉一次，花400元，他们应诉一次，又请律师，又上下打点，就得花1万元”。张功利无奈地变成“讼棍”。
与此同时，仇岗村近乎窒息。村里突发癌症的人越来越多，2004年到2006年三年时间里，就有50多人死于癌症，而且，死者中相当部分是中年人。
村里90多岁的老人王宗英，是村里癌症死亡数字的记录者。村里每病死一人，她就在墙上划一道杠。在她家破旧的墙壁上，有触目惊心地划着长长短短的54道杠。
也是在那几年不断地研究政策中，张功利注意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4年的一次讲话中说将严惩污染环境者。看到这篇讲话，让张功利勇气倍增，他试图给村民们鼓劲，号召村民们一个一个地站起来与化工厂“死磕”。他跟村民说，胡锦涛主席都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还怕谁？事后，张功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这叫政治正确。”
不断地学习法律，张功利慢慢知道工厂的哪些做法是违法的。比如，在中国，危险化学品不得在距离居民住宅1000米以内的地点生产，而仇岗村附近的化工厂明显是违法的。“你企业再大，大不了法吧？”张功利不断地从法律上汲取信心。他可以详实地告诉身边的人和后来向他“取经”的人，要先搞清楚是水污染、大气污染还是废渣污染，每一项国家都有严格标准。“只要不合乎国家排放的标准，我们就有理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学习法律是张功利这几年的最大的收获。
张功利家里的家具都很破旧，屋里摆的各种法律书籍却都很新。有《环境保护绿皮书》《律师文摘》《宪法精神》《中国基层民主发展报告》《国外公众参与立法》，也有关于食品的，选举的，各个领域法律的书他都会翻翻看看。
如果村民再去法院，害怕法院不受理，张功利支招：“可以找法院院长要说法，院长如果不给回复，我们可以单独起诉法院院长不作为。”政府解决不力，“我不告污染企业，我告你政府不作为。”
读了不少法律书籍以后，张功利后来的一切行为都转变了。“按照法律来，既能保护自己，也能达到目的。”这是张功利的总结。
慢慢地，张功利也开始觉得赔钱不再重要，他要维护的是生命的权利，“赔钱能赔几个，命是珍贵的，子孙后代是珍贵的。”
张功利和村民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仇岗，作为淮河的泄洪区，多少年的大水都没有赶走他们，现在村里却不断地有人生病和死去，“还有比这更大的事么？”
讲法律也要讲政治
就像生活中的许多场景一样，转折点经常会在偶然和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出现。
2006年，作为淮河水项目调研的一部分，安徽省NGO组织“绿满江淮”的一队志愿者来到仇岗，他们发现了与化工厂零距离接触的村庄，也发现了张功利。
刚开始，志愿者并没有介绍自己的NGO身份，只有初中文凭的张功利虽然自学了不少环境方面的政策法规，但对NGO也毫无概念。在他的第一印象里，他们只是一帮关注仇岗村污染的热心大学生，“一开始很高看他们。”
张功利觉得大学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很激进的，敢说敢为，能够认清是非，说些公正的话。”一开始，张功利希望依靠他们。
事后证明，他们也的确帮了张功利很大的忙。而在未来，在张功利的生活中不断地出现各种不同的群体和组织，他也慢慢学会夜深人静的时候仔细打量分析每个出现的人。
和化工厂斗争了几年，直到这群大学生出现，张功利和村民们才知道他们一直与之抗争的这个厂生产的是什么。“村里在厂里干活的人都不知道生产的是什么，干哪个环节的只知道自己那个环节。”
这些大学生在网上帮张功利找到化工厂的产品，分析了它的化学成分和可能对身体带来的伤害。当然，他们带给张功利的远不只此，还有一整套的维权理念与维权方式。
他们劝解张功利和村民，不要把矛盾激化，要温和，平心静气，既讲法律也讲政治。自此，村民的维权行动变得更加理性可控。
“绿满江淮”这个NGO组织越来越多的介入村民的斗争。大学生们在学校做培训的时候，组织仇岗小学的学生们写一篇关于当地环境的作文，40名学生写的全都是针对污染的抗议书，然后这些作文被送到了环保局。这也为媒体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新闻素材。随后，村民与“绿满江淮”一起收集污染证据，不断接受媒体的采访。接下来，不断有媒体跟进，这给当地政府带来了一些压力。
与环保组织和媒体的结识，让张功利声名鹊起。在“绿满江淮”的帮助下，张功利先后六次到北京参加了由众多政府官员、专家和环保人士组织的环保论坛。这成为了他和工厂斗争中的决定性事件。
第一次到北京，张功利才知道NGO这三个字母的含义。在大会上他知道了更多的环保知识、国外的案例，懂得了公民可以要求信息公开，他可以要求环保局公开数据。
除了学到知识，张功利在大会上遇到了一些知音，他称他们是“自己人”，是一些来自福建、河南等地和他一样环保维权的人士，他们互相交流了很多经验。
参加完大会，张功利大开眼界，此后他完全变了。回到仇岗村，他开始熟练利用大会的资源帮助自己更好地维权。再去政府部门的时候，他就给官员讲自己在北京参加环境会议的内容，并不忘展示一下长长的与会者名单以及收到的一沓名片，其中不乏高官、学者、媒体人。
并且，张功利要求政府公开化工厂的相关数据。“就算是假的数据，你也得给我，但是将来我核实了，我再追究你责任。”在官员面前，张功利俨然是一个环保的内行人了，说的也都是内行话了。
环保部门答应给张功利一个说法，要让化工厂关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