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昌：法学家的品格

　　新中国刑法学的奠基人马克昌教授离开了我们，也离开了他一生为之付出了全部心血的法学研究和教育事业。先生是我的授业恩师，我留校在武汉大学法学院工作时他也是我的院长。我到海南法院和云南法院工作期间先生曾多次亲临我所在的法院为干警授课讲学。我追随先生多年，无数次面聆先生教诲，每当工作上碰到疑惑，总习惯了向先生请教。先生去世，想写篇纪念先生的文章，但内心怅然若失，难以下笔。先生八十华诞那年我曾写过一篇短文，谈了一些我追随先生多年的感受。这篇短文曾给先生看过，当时先生笑而不语，我想算是首肯，文章被收入一个学生们自编的文集。此番重新找出，作了些修改，也希望以此来寄托对先生的哀思。

　　先生步入法学殿堂六十余载，以先生的学问和名望，可以说是学贯中西，著作等身了。其实，先生本人就是一本大书，他教给我们的并不仅仅是学问，先生以他从一个法学院学生到一个蜚声中外著名法学教授的经历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法学家特有的品格。作为一个声名卓著的法学家，马老一生与法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二十岁即入武汉大学法律系学习，曾经作为新中国第一批法科研究生被保送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然而，马老跨进法学门槛的那个年代对于中国法学来说则是一个不幸的年代。先生当年正是风华正茂，踌躇满志，他满怀希望所进入的本该是一座气势恢弘的神圣殿堂，不幸的是，先生却几乎是在一片废墟上开始了他的法学生涯。在其后的三十年间，虽然也有过中国法学的短暂辉煌，但也只是昙花一现。从反右到文革，中国的法制被践踏，法学被蹂躏，法学家们更是几乎无一幸免，马老自然也是在劫难逃。在回武大任教后的近三十年间，历尽坎坷，饱受磨难。先生作为一个刑法学研究的专家，他的法学生涯前三十年的境遇如同他几乎倾注毕生心血的刑法一样命运多舛：中国第一部刑法典从1950年开始起草，1957年反右时已有第22稿，再至1963年时已有第33稿。历经数次政治运动冲击，直至1979年才得以问世，前后也是三十年时间。这也许是命运的一种巧合吧。三十年的跌宕浮沉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只是历史进程中的一段曲折，而对于一个法学家来说则意味着他的学术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被毫无意义地消耗。任何人如果就此放弃，似乎都在情理之中。然而，先生毕竟是大家风范，十年动乱结束后，马老重整旗鼓，与韩德培、姚梅镇两位法学界前辈一起致力于恢复重建武大法律系。从1983年起，马老担任武大法律系主任，后任武大法学院院长，为我国的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事业的繁荣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时至今日，武汉大学法学院已成为我国一流的法学院，马老的学生已经是数以万计，而他的著述则更是思想深邃，逾千万言，在刑法学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历尽三十年坎坷之后先生以他非同寻常的坚韧和对法学研究事业的执著不仅创造了中国刑法学研究的辉煌，也成就了先生平生的夙愿。清人郑燮曾有一首脍炙人口的《竹石》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诗句的字里行间，不正是先生六十年法学生涯的真实写照么？先生的这种坚韧和执著，不正是一个法学家历经千磨万击才能造就的品格么？

　　先生素来谦和，平易近人。我每次回武大看望先生，他都会从家中拿出两瓶好酒，邀上我们这些晚辈学子小酌几杯。有时酒到酣处，兴致所至，先生还会即兴唱上一两首《兄妹开荒》、《小放牛》一类的老歌，此时此刻，严师之态全无。然而，先生对待学问，素以严谨著称。即令是先生平素极喜欢的学生报考他的研究生也休得指望先生有半点通融。法院一位年轻的领导，对马老仰慕已久，报考马老的博士研究生，考试前希望马老指点迷津，被先生拒绝，结果当年名落孙山。马老作为刑法学界德高望重的专家曾多次应邀为我国各级司法机关提供专家意见。1990年海南法院审理了一起颇有影响的贪污案件，在这起案件中，一审法院曾将被告人在承包经营期间使用承包企业资金偿还债务的行为认定为贪污，两次判处被告人死刑。省法院在上诉审过程中请马老主持专家委员会研究这个案件，先生在专家委员会上的发言可以说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学术报告，他从犯罪构成的角度对民事行为与刑事犯罪的区别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明确指出被告人的行为属于正常的民事行为，不构成犯罪。这个意见最后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支持，被告人被宣告无罪。这个案件最终结果在今天看来似乎顺理成章，而在九十年代初，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形成，刑法领域中对一些经济行为的罪与非罪的界限还存在很大争议，各级法院对无罪案件普遍持十分审慎的态度，唯恐被扣上放纵犯罪的帽子。先生以一个法学家严谨的治学精神和缜密的思维逻辑不仅挽救了一个无辜者的生命，而且为中国的刑事司法实践闯开了一块禁区。先生著书立说，从立论到注释，无一不是亲历亲为。2002年，先生以古稀之年，耗时四载，写成《比较刑法原理》一书。80万字的鸿篇巨制，完全由先生自己逐字逐句完成，先生曾以“爬格子”自嘲。仅这部专著列明的主要参考论著就多达60部，其中日文版原著占绝大多数，内容几乎涉及整个犯罪论和刑罚体系。先生治学之严谨与认真，由此可见一斑。如今电脑普及，做学问、写文章极少有人再用文摘卡片，而先生写《比较刑法原理》一书，搜集大量资料，几乎全用文摘卡片。2000年刑法学年会在海南召开期间，我曾邀马老与高铭暄老两位刑法学泰斗同台讲学，在场听众数百人，同时目睹两位大师的风采，北高南马，相映成辉。记得先生当时正在写《比较刑法原理》，讲学内容也正好涉及外国刑法，先生不用讲稿，侃侃而谈，讲到需要引证之处，随手拿出几张文摘卡片，著名案例、经典论述，几乎是信手拈来，在场听众无不为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精湛的讲课艺术所叹服。先生以他的博学与深邃铸成了一座令人叹为观止的高峰，当我们仰止于此山之高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为先生严谨的学风所感动。而先生身上所体现的这种严谨是一个真正的法学家才能具有的品格。相比之下，时下也有一些“大家”，自己不研究学问，不探讨问题，组织一帮学生，东拼西凑，也能混个著作等身。然而，此等“大家”的品格与学问，于先生之间，实在是天壤之别。

　　马老不仅是一位学者，还是一位出色的律师。十年动乱后国人第一次目睹律师的风采是在审判四人帮的特别法庭上。当时，马老是以吴法宪的辩护律师身份出席法庭的。在经历了几十年风雨特别是文革之后，中国的法治遭受了空前的浩劫，其中最为惨烈的当属律师。可以说，文革之后，本来就不多的律师已所剩无几，能够出席特别法庭的著名律师更是凤毛麟角。法律界许多晚辈后学提到马老的这段经历都会肃然起敬。然而，马老在出庭辩护的过程中曾就当时所指控吴法宪的某些犯罪事实作过无罪辩护的情况却是鲜为人知的。当时指控吴法宪的罪名中涉及其参与林立果另立中央和参与组织小舰队两项罪名，马老在认真核查了大量证据的基础上认为这两项指控罪名不成立，最后他的辩护意见为当时特别法庭的判决所采纳。律师作无罪辩护这在今天看来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但在当时却有着极大的风险。尽管当时四人帮已被送上被告席，但极左思潮的影响并没有彻底肃清，即使是为四人帮骨干分子作无罪辩护也还是需要勇气的，而这个勇气的支撑点正是一个法学家刚正不阿的品格。从古至今，中国人常以獬豸(独角兽)比喻刚正不阿。据异物志记载：东北荒中有兽名獬豸，一角，性忠，能辨曲直，见人斗即以角触不直者，闻人争即以口咬不正者。这里讲的实际上是一种法律精神。法律的精义和灵魂乃是公平和正义，而对于一个法学家来说，刚正不阿则是最重要的品格。没有了这种品格，就没有了公平和正义，法律便丧失了它的精义和灵魂。许多时候，在玉碎和瓦全之间，法学家宁可选择玉碎。十六世纪英国著名的大法官托马斯·莫尔认定国王的行为违背法律而被判处死刑；十七世纪英国普通诉讼法院首席大法官爱德华·柯克爵士因为反对国王亲审案件被解除职务；钱端升、王铁崖、韩德培、姚梅镇都曾因为他们的刚正不阿付出过代价。先生和中国许许多多的法学家一样也经历过玉碎的痛苦，令人敬佩的是，他仍旧矢志不渝，初衷不改。

　　先生在他六十多年的法学生涯中，逐步形成了他作为一个法学家执著、严谨和刚正的品格。法学家的执著源于他对法律的信仰，这种对法律的无比崇尚和近乎宗教式的虔诚信仰，正是支撑一个法学家全部精神的价值基础。为了这一信仰，一个法学家可以舍弃一切，甚至包括生命；而法学家的严谨则是基于理性，柯克大法官曾对詹姆士一世国王说过一段惊世名言：“上帝恩赐陛下以丰富的知识和非凡的天资，但陛下对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并不精通，而这些涉及臣民生命、继承和财产的案件不是按天赋理性来决断的，而是按人为理性和法律判决的。”法律是一门理性的艺术，法学家对法律与众不同的理解和感受是理性的产物，任何人企图凭借权威或者单纯的热情是不可能掌握法律这门艺术的；法学家的刚正则出于他的正义与良知。法律是神圣的，一个法学家必须时刻维护法律的尊严，绝不允许任何对法律的亵渎、歪曲和否定。选择作为一个法学家就意味着选择了以公平和正义作为一生的价值追求，就意味着一生将担当起法律守护者的使命。在先生身上，信仰、理性和良知形成最完美的结合，铸就了先生执著、严谨与刚正的品格。作为一代宗师，马老身上所体现的这种品格是一笔宝贵财富，也是我们每一个法律工作者应当以毕生的精力去追求的一种境界。　(作者系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许前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