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法院新收执行案件自去年下降以来,今年上半年又一次下降。
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6月,全国法院新收执行案件120余万件,同比去年下降3.05%。结案近94万件,同比上升2.4%,执结率达67.65%,同比上升6.87%。
收案数又一次下降背后有着哪些缘由?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卫彦明今天向《法制日报》记者进行了详细解释。
反规避执行力遏执行难
据初步估计,执行难的案件中有15%左右是由被执行人规避执行所致。卫彦明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开展反规避执行专项活动是破解执行难的有效方式。
近年来,执行难日益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执行难的成因复杂,既有社会诚信观念淡薄、财产监管体系不健全等社会因素,也有立法滞后、司法不力等法律原因。执行难是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在司法领域的一个集中反映。
“解决执行难问题需要集中全社会力量形成综合治理的格局,需要标本兼治,长期努力。今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反规避执行活动就是加强薄弱环节,推进执行工作的重要举措。”卫彦明说,建立和完善相关反制机制,压缩规避执行存在的空间,可有效提高案件的实际执结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执行难现状。
委托执行乱象得到规制
卫彦明透露,2010年下半年,最高人民法院集中开展了一次委托执行案件的清理活动。在清理活动中,发现相当一部分委托执行案件长期得不到执行,一些法院对委托或受托案件底数不清,管理混乱。究其原因,主要是委托执行制度不完善。这直接促使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委托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
据了解,这一规定坚持委托执行与尊重当事人执行管辖选择权的原则,明确规定执行法院经调查发现被执行人在本辖区内已无财产可供执行,且在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内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应当将案件委托异地的同级人民法院执行。
19个部门执行联动将启
建立健全执行联动机制,是基于对执行难问题长期深入思考提出的一项战略举措。去年,最高法与中央18个部门联合会签了《关于建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若干问题的意见》。
“这个执行联动机制将正式启动。”卫彦明透露,通过执行联动机制,将消极、被动、单一的协助执行机制转变为积极、主动、多元的执行联动机制；将法院单打独斗的执行模式转变为以法院为主、各部门协作联动的执行模式；将单纯依靠强制执行的工作模式转变为强制执行与联动威慑并举的工作模式。
卫彦明告诉《法制日报》记者,执行联动机制是整合社会各界力量综合治理执行难的一项重要举措。执行联动机制的建立健全,对于形成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法院主办、社会各界协作配合的执行工作新格局,建立健全解决执行难问题长效机制,确保生效法律文书得到有效执行,切实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权威和尊严,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将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本报记者袁定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