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孩子找回99个，也是100%伤害”
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刘安成表示,今后将加大打拐的投入，凡有孩子失踪立即立案侦查
对话
行动前，保密做到极致
新京报：对于这两起案件，你有什么感受？
刘安成：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不仅引起社会公愤，还伤及许多家庭，这种创伤很难抹去。丢100个孩子，找回99个，那对丢掉孩子的那个家庭就是100%的伤害。
新京报：针对这两起特大贩婴案的行动，都表现出哪些特点？
刘安成：这两次行动都是联合行动。6·8专案为广西、广东联合行动，2·21专案为河北、广东、云南等14个省区联合行动。
新京报：还有其他特点？
刘安成：保密几乎做到了极致。为保密，我们甚至没有事先通知民政部门，让他们都感到措手不及。
新京报：作为6·8案件的总指挥，你如何评价广西和广东两地公安的合作？
刘安成：我认为这一案件的破获，是两地公安机关合作的典范。此外，这一案件的切入点非常准，本来前天(7月13日)准备行动，但是为了一举抓获主要犯罪嫌疑人，我们选择等待一天。
“越南贩婴者很专业”
新京报：这是中国公安部门破获的第一起跨国贩婴案吗？
刘安成：这并非第一个，但这是第一次打掉了一个完整地下贩婴的网络，从越南籍的组织者，到越南籍的贩婴人员，以及国内参与协助的不法分子；此外还解救了一批婴儿。
新京报：越南籍的贩婴者有些什么特点？
刘安成：手段比较专业。比如偷渡北仑河时，他们不打电话，而是利用手电的灯光打信号，确认安全后，再过境。有时送婴儿时，他们不下船，不登陆中国的领土，直接就回去。公安边防检查站的地理位置，他们也很熟悉，他们会选择走边境山村小路，坐摩托车或者步行，绕开边检站到东兴搭乘长途客车。
新京报：打击跨国贩婴有哪些困难？
刘安成：许多侦查措施很难在两国同时实施。法律也有差异，需要不断的磨合。语言上也有困难。
新京报：为何越南人贩会选择将婴儿卖至广东？
刘安成：越南人在长相上接近广东、广西一带的人，负责运送婴儿的是越南人，如果运往北方很容易露馅。
新京报：解救出来的越南婴儿怎么处理？
刘安成：这又是一个难点。我们需要和越南警方合作，需要越南警方提供越南丢失儿童的记录，找孩子的父母，并化验DNA样本。现在，我们先为他们找一个条件比较好的抚养单位，再联系越南方面，找他们的父母。
“群众介入打拐是好事”
新京报：公安部在打拐方面有些什么新的部署？
刘安成：首先，今后增加对打击拐卖犯罪的投入。在侦查经费、人员编制、技术装备上，各级公安机关都在充实打拐队伍，
其次，公安部在全国实行“一长三包”制，就是公安局长必须当打拐专案组的组长，包破案、包解救、包安抚。
新京报：公安部在今年6月1日启动全国失踪儿童快速查找机制，这是个怎样的机制？
刘安成：以前儿童失踪，我们的工作程序是要先判断是走失了，还是被拐卖，然后才立案侦查。
但24小时是查找儿童的黄金时间，超过24小时就事倍功半了。所以就推出这个机制，只要有儿童丢失，报案后公安机关立即列为刑事案件，动用一切侦查资源追查。
新京报：怎么会想到推出这个机制？
刘安成：各级公安机关对拐卖犯罪的认识愈加深刻，我们都要求民警站在失踪儿童家长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如果是自己孩子失踪怎么办，是否会调动各种资源寻找。
新京报：在打拐方面还有些什么新举措？
刘安成：公安部将在全国范围内摸排来历不明的儿童，通过DNA与全国失踪儿童数据库比对寻找。这主要依靠各级党委政府，通过村民委员会，用综合治理的方式，推动工作进行。
新京报：如何看待越来越多的公众通过网络等形式，参与打拐？
刘安成：群众介入是好事，首先在舆论上提供支持。其次也提供更多线索，使公安机关解救出更多的孩子。但要诉诸合法的行动。 本报记者 吴伟 孔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