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日报：秘密拘捕的民众忧虑需要修法回应

　　备受关注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及说明8月30日在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布，并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这一条款引起外界担忧，认为侦查机关可以随心所欲决定是否通知家属，采取强制措施而不通知家属的“秘密拘捕”可能泛滥成灾。(8月31日《新京报》)

　　在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中，侦查机关对当事人采取强制措施后通知家属的相关规定是：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新修订的条款与之相比其实大同小异，之所以会被媒体解读为“明显的倒退”，一方面可能是对现有法律不熟悉，另一方面可能以为新增了一个“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的不予通知情形。

　　立法机关将“有碍侦查”的情形界定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本意应该是为了避免“有碍侦查”被司法机关滥用，以减少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的“秘密拘捕”。但是，既然媒体都会产生误读，那么侦查机关在具体执法过程中，更有可能将法律条款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解释。立法机关有必要在这一条款的文字组织上更为准确一些，以避免将来可能发生理解上的歧义、被侦查机关随意解读和滥用。

　　最重要的是，指责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该条款是“明显倒退”也许是一种误读，但是民众对于“秘密拘捕”泛滥的忧虑却是真实存在的。在这方面，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即使没有倒退，至少进步也是非常有限的。不仅“有碍侦查”的情形需要明确界定和限制，“无法通知”的情形更应该有明确的要求和规范，否则同样可能成为适用于一切案件的“口袋”理由，导致侦查机关可以随心所欲决定是否通知家属。事实上，以往很多拘捕案件迟迟不通知家属，侦查机关使用的大多是“无法通知”这个借口。法律对“无法通知”有必要在程序上进行严格的限制，使“无法通知”必须是在“穷尽一切手段”之后才能得以成立。现代社会通讯手段如此发达，采取强制措施后通知家属又是人权保障最基本的法治原则，在这方面作出严格的规定一点都不过分。

　　要最大程度地遏制“秘密拘捕”，立法机关还有必要对侦查机关制定更加严格的问责条款。如果没有明确的问责条款约束，“应当在24小时内通知家属”就不会受到重视。只要有未能在24小时内通知家属的“秘密拘捕”案件出现，都必须对当事人家属和监察机关作出解释，并承担举证的责任；解释不通或者根本拿不出有效证据，就应该追究侦查机关的违法责任。唯有一方面在法律条款上尽可能作出明确限制，另一方面对问责条款和程序作出严格规定，“秘密拘捕”的公众忧虑才能得到消解。(盛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