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聂树斌案再审，搁置不起

　　聂树斌案早已写入了当代法律史教材，但是至今仍然是“悬案”。承认自己强奸杀人的“真凶”王书金至今也没有拿到终审判决书，案件已经严重超过了法律规定审理期限。9月11日，六十位律师召开研讨会，在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正在征求意见之际，再次就聂树斌一案进行讨论，并签署呼吁书，要求法院尽快启动聂树斌案再审程序。

　　法官对此没有任何解释，只是含蓄地表示，“此案不是合议庭能够决定判决结果的。”法官不能决定审理案件的判决结果，就像裁判无权判决一场比赛的输赢，看上去是一个悖论，其实有其苦衷。我想这位法官的压力大致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小法官说了不算。尽管《宪法》和《法院组织法》都规定法官有独立司法权，但“以权代法、言出法随”可能是更大的“法宝”。二是公众压力。当初聂树斌案一出，民愤沸腾，都欲杀之而后快，法官不得不斩立决。如今错判铁证如山，民愤再次沸腾，指责其草菅人命，于是法官颤抖的手再也没有勇气敲下法槌。三是媒体的“未审先判”压力。媒体往往高举民意的大旗，让法官汗不敢出。

　　聂树斌案不是个案，如果任其搁置，我们的司法改革便很难跳出历史的循环。历史表明，我国的一些错案能够纠正主要有两个原因：“被害人神奇复活”和“真凶重出江湖”。赵作海、佘祥林案属于前者，聂树斌则是后者的代表。错案很少通过司法程序自身发现纠正。结果是，在纠正一个冤案以后，往往接着要间接倒掉一批领导和官员。

　　值得关注的是，新的刑诉法草案已经关注到这一点。比如，规定侦查机关讯问嫌疑人，可以录像，但对于可能判无期、死刑的嫌疑人，应当全程录音、录像，从技术上努力杜绝刑讯逼供。对警方“非法取证”实行“有罪推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存在重大疑点，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可能性的”，跟确属非法取证的一样应该排除。这就从程序上提前预防了第二个聂树斌的诞生。

　　但是仅仅引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不能完全杜绝冤假错案。聂树斌母亲说，她每个月去四五次河北省高院，但是法院没有人给一个负责任的答复，从来没有人说申诉程序启动了，很多人对她说要相信法律，让她回家等，一等就是四五年。她说，“老百姓太难了，连法院门都进不去”。看来，法律条文的接轨并不等于司法理念的接轨。没有发自内心的检讨，聂树斌案成不了中国法治的标杆。(特约评论员 付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