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广受关注的5名“被精神病”受害人彭宝泉、徐武、陈国明(化名)、高作喜、周铭德，联合致信全国人大法工委，呼吁《民事诉讼法》专家关注《精神卫生法》中的无行为能力认定程序与监护权问题，建议增加保障精神残障者自主委托代理人的权利，同时提出，精神卫生法应当和民事诉讼法相衔接，应对非自愿住院患者提供司法保护。
据悉，此封建议信从湖北、福建、上海、内蒙古四地，分别由5位曾经“被精神病”的受害人亲笔签字，用特快专递形式寄往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信发起人彭宝泉表示，根据网络上的征集意见指引，5个人一人寄两封，一份标明为“精神卫生法草案征集意见”，一份则为“《民事诉讼法》修订草案征集意见”。“这建议信，包含着我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公民不要随便‘被代表’”。
曾被强制送精神病院
虽然在“被精神病家族”里，他们的故事因为演绎了不一样的惊险而被媒体广为报道，实际上，他们都有着惊人相似的背景经历：均是未经本人同意被强送精神病院，接受住院治疗，被视为无行为能力人，被监护，被代表。
陈国明是福建邵武一家金店老板，十几年的辛苦经营积累了近800万元财产，然而，在今年2月的一个晚上，他被妻子下迷药，醒来之后，人已经在精神病院。住院第三天，他的500多万元财产被妻子变卖转移。近两个月后，医院对他做出“无精神病性症状”的诊断。陈多次要求出院，却因医院把陈妻视为监护人，拒绝他出院。最后，即使陈国明出院了，想控告妻子非法拘禁，也仍然未能获得立案。
“因为被收治过，被他人代表行使精神病知情同意权，我们能体验到在精神病院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望处境”，去年4月，因为拍照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彭宝泉说，“被精神病人也要联合起来，不仅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社会”。透过网络，他们知道全国人大正征集民诉法修正案和精神卫生法草案的意见，“只有好的法律，才能保障我们的权利”，彭宝泉认为这是一次表达诉求的机会。
建议增加自主委托权
为了这次建议信，5人做了很多准备，搜寻网络关于《精神卫生法》草案及民诉法修正案的评论，咨询专业学者和律师意见。“正如一位参加中国刑诉法学研究会2011年年会的法官说，一个人一旦被鉴定为精神病，他即使不承认，发言权也会受限，被他人采信的几率也很小”，彭宝泉认为，这也是被精神病者面临的最大难题，说话不被相信。5位“被精神病”受害人从自身的经历和感受出发，建议对民诉法第57条进行修改，增加“无诉讼行为能力人可委托诉讼代理人，并在有需要的时候，有权获得监护人的协助”。
建议信中还提及，为了保持《民事诉讼法》和《精神卫生法》的一致性，使得两部法律在此领域的规定能够互相衔接。在《精神卫生法(草案)》中应当增加“非自愿住院治疗人员自主委托代理人的规定”，确认非自愿住院人员有权自主委托代理人代理诉讼、司法鉴定等相关事务，目的同样是防止强制收治制度被滥用。
他们为何只对这一点发表意见？建议信中说，“我们也深刻地知道，无论我们是否有病，一旦被投入精神病院，就事事被代表，毫无自主权，最后导致，有口不能言，有脚不能走，有手也无法摘掉紧紧扣在我们头上的‘精神病帽子’。我们最想要的，就是选择可信的人代替我们说话，保障我们的话语权。”
专家力撑
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合情合理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副教授刘瑞爽也指出委托代理人的重要性，“在被诊断为精神病并需要强制医疗时，当事人的自知力已经被否定，他自己辩护的话有谁能够完全相信呢？在当事人的人身自由被限制时，他又怎么能够上下奔走维护权益呢？在法律、医学知识都缺乏的情况下，当事人为了自己的自由，聘请有专业知识的人替他说话，难道不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吗？”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岳指出，“精神病的诊断主要依靠的是病人家属的主观陈述和医生的观察，而在我国现有的体制下，医院和家属之间是存在共同利益的，因此一旦家属虚构了病情，首先医生无从判断，疑似重症精神病患者的权益就得不到保障。所以应该首先从经济角度给精神病院以制度保证，其次必须将司法程序纳入精神卫生领域，对长时间医学观察、强制隔离和治疗应当接受法院的审查和监督，不妨开设专门法庭。”(林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