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归宿” 遗弃的孩子难得有个“家”
17日上午9点40分，记者赶到栖霞靖安街道寄养儿童指导站——这是南京市儿童福利院设在当地的一个常驻机构，专门管理当地寄养儿童的事务。
据相关报道：儿童福利院集中供养，条件再好，毕竟人手少，难以顾及每个孩子的需求。以南京市为例，全年收养500多名孤儿，多半住在福利院，其余都寄养在社会家庭。福利院负责筛选有爱心、有能力的寄养家庭，并根据国家规定，支付每个孩子每月700元的生活费；孩子的医疗教育等费用，也由福利院结算。
8位年龄在12岁上下的孤儿正在一楼教室上语文课。“面对这些孩子，你会发现寄养对他们来说是何其的重要。”一位家长说。
孩子们的教材是一二年级的语文课外读物，他们读得很认真。看上去，这批孩子与正常儿童差异不大。福利院派驻在此的徐老师放下课本，请孩子们站起来问候记者，眼前的一幕让人目瞪口呆：孩子们有的张开嘴巴发不出声音，有的站了几秒钟就快倒在地上，有的双手外翻没有握力，有的满头白发双眼无法睁开……
患白化病的秦少白，在几个孩子中智力较好，他能叫出妈妈的名字。44岁的“妈妈”周女士，刚在门口出现，他就揣着书包要“下课”。
“少白是2002年7月23日到我家里的，记得这个日子。”周女士说，她自己有一个女儿，少白刚进来时，女儿还在读小学，两个孩子见了面就像亲姐弟。
12岁的孔龙在人群里稍显沉默，因为他几乎不能走。下课后，“爸爸”来接他，寒风中“爸爸”想拿过背在他身后的书包，懂事的孔龙拒绝了——他慢慢爬到爸爸的摩托车上，然后一点一点往后挪，挪到后面位上时已满头是汗。50多岁的爸爸小心翼翼地发动车子，父子俩像一对树袋熊紧紧抱着回家。
显然，“家庭寄养”可以解决孩子们家的需要，对于他们的成长，有百利而无一害。对这些孩子而言，家才是他们最好的归宿。
残酷的现实 每一次结缘都注定要分离
“阿猫阿狗在一起久了，都有感情，何况人了！”刘贵绒对本报记者说。从2002年起，她先后“收养”了5个孤儿，到现在家中还有两个孩子。
5岁的男孩叫小宇，小家伙是去年来到家中的，孩子患有脑瘫，腿上做过几次手术。刚到家中时，小男孩“瘦得一塌糊涂，站不起身，也不会说话”，刘贵绒看得心疼。于是天天给孩子蒸鸡蛋、补充各种营养品。一个月后，小宇便会叫“爸爸”、“妈妈”了，并很快学会了说话。最近，小男孩也学会走路。
今年6月份时，刘贵绒要照顾坐月子的媳妇，于是把小宇送到了朋友家中帮忙照看。一个月后，刘贵绒和丈夫去接小宇，正在玩耍的小宇突然瞥见了“爸爸”、“妈妈”，推着支撑的小车子(小宇平时依靠它走路)，孩子冲到妈妈面前，左抱右搂：“妈妈，你再不要送我走，今后我给你买桂圆和粑粑吃！”
搂着小宇，刘贵绒满面泪流。直到今日，给本报记者讲述这一幕时，刘贵绒还是忍不住擦眼泪。她说，“收养”这些小孩，最难舍的就是分开的时候。
近年来，在南京远郊长江边上的这个小镇，类似的故事一再上演。充满善心的“寄养”，让当地充盈着爱意；而一次次分离，又让这样的故事显得不那么“圆满”。据统计，近年来，先后有两百多位孤儿在这里找到了“新家”，至今尚有103个孤儿生活在这里。但其中，几十位小孩又经由此地离开，他们被涉外的家庭领养。
记者手记
愿14岁不再是“上限”
按照寄养规定，对于这些孤儿，寄养家庭有优先领养权。但现实是，这些家庭大多有一个甚至是几个小孩，基本上都无领养孩子的意愿。而寄养模式之所以能够成功，这除了福利院每月能提供一定的费用外，更关键的是，孩子的医疗、教育都由国家承担。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孩子基本上都是重度残疾或患有重大疾病，如果没有国家承担，巨额的治疗和康复费用远非一个普通家庭能承担。
然而，14岁是寄养模式的“大限”。按照我国相关规定，孤儿一旦到了14岁，他就不得不告别这种寄养模式，回到社会福利院中。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起起“分离事件”在栖霞靖安街道上演，甚至差点让这一模式走向终点——考虑到最终的分离会给孩子和寄养家庭带来痛苦，南京市儿童福利院一度考虑不再继续这样的模式。但终究考虑到，对于那些被遗弃的孩子而言，家庭才是他成长最好的环境，是故才将“家庭寄养”项目继续下来。“我们评判这件事唯一的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孩子”，该院一位领导说。
对于14岁这样的“门槛”，南京市儿童福利院相关人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也在考虑是否能把14岁的寄养年限延长到18岁，因为孩子到了18岁之后，各方面心智都已成熟，而寄养家庭也会更理性地看待分离，但很显然在坚硬的制度面前，这四年的延续，不是一个福利院甚至某个部门能够决定的。
2010年10月，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会议指出，要建立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孤儿保障制度，使孤儿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还明确了“家庭寄养”是孤残儿童的一种养育模式。
据此，一些业内人士认为，国家应当更改相关规定或出台一些保障政策，鼓励由寄养家庭永久收养这些孩子，让家庭寄养走得更远。(记者 董婉愉 谷岳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