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共在港营救文化界、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

　　中新网6月30日电 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人士及广大文化界、知识界民主人士的亲密友谊和合作关系是在历史上形成的，经受过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上世纪40年代，中共中央曾两次下达指示，在香港组织营救数百名文化界人士脱离险境和接送大批民主人士北上进入解放区。中共领导的这两次从香港“北上”行动虽困难重重，但都事关重大，一次是要保护国家的“文化脊梁”，一次是为确保新中国的建立。

　　时至今日，知道中国共产党这两次香港行动的人并不多，而亲身经历过这两次行动的人更是少之又少。香港大公报30日刊发文章向读者介绍了中共在港组织的不寻常的两次“北上”。

　　记者有幸日前在广州见到了亲身经历过这两次行动、曾担任《大公报》社长之职的杨奇。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创造的两大奇迹。这两次行动都是伟大的系统工程，比打一场战役还要困难得多。”虽已年近90高龄，但杨奇老人谈起那段历史，却彷佛是讲述发生在昨天的事情。

　　急电部署“抢救文化人”

　　第一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一天，日军进攻香港。25日，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由于港九战争爆发突然，结束也快得出乎意料，香港160万同胞尤其是旅港的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顿时陷入困境，后者随时有被日军逮捕、杀害的危险。日本特务机关“大东亚共荣圈事务所”在报上刊出“请邹韬奋、茅盾先生参加大东亚共荣圈建设”的启事；文化特务和久田幸助还在各个戏院打出幻灯：“请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等先生到九龙半岛酒店会晤”。内地文化人来港时间不长，不通粤语，社会关系少，处境十分凶险。

　　在一封未注明时间、但从内容判断应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中共中央和中共南方局发出的致香港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的电报原件中，已对“抢救文化人”做出部署：“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将成死港。香港接朋友如有可能，请先至澳门转广州湾，或先赴广州湾后集中桂林”、“政治人物可留桂林，文化界可先到桂林，新华日报出去的人可来重庆”，信中并特别强调“孙、廖两夫人及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人望帮她、他们离港”。

　　抗战初期，中共设立于香港的机构除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外，尚有中共粤南省委和香港市委等秘密办事机关，各有各的联系渠道。香港沦陷后，秘密营救工作分为两步：第一步是组织文化人由港岛偷渡到九龙。偷渡指挥部设在湾仔洛克道的一幢洋房里，并在铜锣湾避风塘租用大盘艇作为海上转运站。根据九龙方面传来的情报，日军为了摆脱港九地区粮食和燃料匮乏的困境，决定把一批居民疏散到内地去。为了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从1942年1月5日开始，港岛的文化人先后偷渡到九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