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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式拆迁的启示:推土机与鲜花并存(组图)(3)

2012年01月11日 10:15 来源:中国青年报 参与互动(0)
拆迁前,牛头角下邨旧楼里的长走廊

  在居民的提议之下,牛头角上邨还有着成熟的公共空间:整个屋邨添置了300多张长椅,方便居民休憩与闲聊。为了防止椅子在夏天遇热发烫,房屋署放弃了原来的不锈钢材料,采用居民提议的环保材料。山脚的大型广场上,按照居民提议,撑起了一个白色帐篷,方便社区举行大型聚会。

  这也让赵路兴得到启发。“以前我们设计保障房,光想着房子里头怎么弄,没想到其实这些低收入住户,他们也需要户外空间,去互相交往。”

  在长达数年的互动之中,政府与民众之间“互信多了”

  “那时候我们和房屋署,什么都可以商量。”坐在位于37层的新家之中,何对一切都感到很满意。

  听取居民意见后,房屋署在屋邨内增加了许多有利于老人的设施。从山脚到山顶,不锈钢扶手随处可见,方便年迈者扶着行走。每一条残疾人通道都宽敞平坦,可让两架轮椅同时通过。大楼之内,蓝色的指示牌映衬在涂着黄色油漆的墙面上,字体特大而清晰,方便老人在每一层20多个单元中顺利找到自己的家。

  “他们是讲道理的,我们交流的模式,完全不是他们故意针对我们,我们又不停地为自己辩护。”王国兴慢悠悠地比划着手势,回忆当年与居民的交流。他习惯用“互动”来形容这种交流。在长达数年的互动之中,政府与民众之间“互信多了”。

  “我们不再去管设计到底漂亮不漂亮,或者是不是我们政府最想做的,完全是街坊想做什么,我们就去帮他们实现。”王国兴说。

  在赵路兴看来,廉租房修建过程中这样的公众参与,内地城市相较之下“还有很大差距”。“他们的建筑师可以听到居民意见,知道居民的住房需求到底是什么,我们建筑师听不到。”

  不过,在王国兴眼中,即便在香港,牛头角上邨的模式也“难以复制”。

  “以前我们也有咨询公众意见,但那是单方面的,其实是我们先把一个东西做好了,然后问大家觉得好不好。”王国兴有点儿不好意思地笑着说,而房委会“原邨安置”的决策,给了房屋署一个契机,让政府“从零做起”,“和街坊一起做一样东西出来”。

  这么多年过去了,别人还记得我,真是没白做这个房委会主席

  在全港700多万市民中,约有30%的市民长期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廉租房里。这些廉租房的单位面积为30~60平方米不等,租金约为同地区市场价格的1/4,为一批底层市民提供了有保障的安身之所。然而,在普通香港市民的心中,“屋邨”并不仅仅意味着价格低廉的福利住房。

  拆迁之前,牛头角下邨二区吸引了许多怀旧的市民。有人特意去为一幢幢老旧的楼房留张影,有人去寻访40多年前就开始经营的传统美食,一碗牛杂,或一碗鲜虾云吞面,也有人只想去感受一下那种独特的邻里关系。

  “在社会现实的急速发展过程中,我们都迫不得已地经常要跟所爱所属的说道别,唯一令我们安慰的,就是我们一同经历的种种喜怒哀乐,日常种种片段点滴……集合沉淀起来便是不可磨灭的集体回忆。”探访牛头角下邨之后,香港作家欧阳应霁这样写道。在他眼里,每一个旧社区都有它“独特诱人的老味道”。

  历经一年多的拆除之后,牛头角下邨眼下荡然无存,不久之后,空置的土地上将重新兴建一个大型社区活动中心。

  为了保存旧社区的集体回忆,王国兴特意在新屋邨的山脚下设立了十几个玻璃壁橱。射灯之下精致陈设的,是他从老住客那儿淘回来的一批旧物品:一个绣花盘,一张黑胶唱片,一套雕花陶瓷茶具,几部海鸥牌相机……

  房屋署请来一位摄影师,专门为牛头角下邨二区留存下生活片段的影像。那条空旷无人的悠长走廊,一位老人打开家门的瞬间,几个街坊笑着聊天的一幕,都被一一收进了相机。照片随后被打印放大,挂在新屋邨的里里外外,变成了新生活的背景。

  “其实这些我们都不用看啦,都记得。”在一幅记录下邨中秋晚会的照片前,有居民笑着说。许多居民最满意的,是搬迁之后,“那份情还在”。

  走在屋邨附近,何总会听到有人大喊一声:“何伯。”他老了,渐渐想不起眼前那些老街坊的名字,可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让他的眼睛笑成了两条缝。在菜市场,鱼档老板与他相识多年,老人还没走近,鲜鱼便已为他切好。

  “只买那5块钱的鱼,我都不好意思了,人家生意难做啊。”说起这些,何一直地笑。妻子常去女儿家中帮忙带外孙,何在屋邨里自得其乐,坚持每一顿饭都自己做。

  为了感谢多年以前房委会作出的决定,搬迁之前,一群居民特地邀请郑汉钧“重游故地”。“这么多年过去了,别人还记得我,真是没白做这个房委会主席!”这位已经卸任的高官马上接受邀请,穿上一身深蓝色西装,来到了下邨。

  李达旋至今记得,这位主席“毫无官样”。他与老街坊在屋邨的篮球场上边走边聊,还不时拿起自己的高级单反相机,对准老屋。

  “我最满意的是可以让居民,特别是长者,可以很健康,无忧无愁地安享晚年。”时隔多年回忆起当年的决定,郑汉钧说,“作为决策者,我自己都有一份满足感。”

  当年的决策现在已经融进了居民的日常生活。新屋邨的山脚下,两位年近八旬的老伯坐在一棵大榕树旁回忆过去。

  “那时一大早起来,1个先令买个叉烧包,吃了就去上班。”

  “什么工都做过了,港岛那幢什么楼,现在还在的那幢呀,我有份铺水管的。”

  “美心(餐厅)这个灯箱啊,我年轻时不就是做这个嘛。那时哪有现在的人幸福啊,有什么做什么……”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30多岁的时候他们便已相识,常常互相介绍工作。后来,他们一人扶着拐杖,一人坐着轮椅,一起从牛头角下邨搬到了上邨。记者 陈倩儿 图片为香港房屋署提供

【编辑:吉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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