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穿风衣进城”是对宪法平等法则的崇尚

　　成都出台户籍改革意见，将在2012年实现城乡统一户籍，建立集纳公民信息的管理系统。城乡居民凭合法固定住所证明进行户口登记，户口随居住地变动而变动。市外人员入户，也将享受与本地居民同等待遇。(中新社成都11月16日)

　　成都2012年实现城乡统一户籍，民众可自由迁徙的规定被当地官员形象地解读为，农民非但不会“光脚”进城，反而是穿着“风衣”进城。这在户籍改革一直处于胶着的状态下，无疑是个好消息。不过，靠什么让农民和公众相信穿着“风衣”进城能变为现实呢？

　　之所以说是穿着“风衣”进城，因为这不仅是对户籍本身的解放，也是对农民权利的尊重。长期以来，户籍这一社会管理的技术性措施被制度化为“权利的等级证书”和“身份的象征”，加深着城乡之间的差距与歧视，维持着一种不公正的社会结构，并直接形成了与宪政精神的对撞和违背。拒绝赋予农民迁徙自由的借口正是基于对农民理性的怀疑和不信任，其假设前提是，农民缺少理性，需要有人指引并带领他们才能走向通往幸福的道路。而成都的做法显然放弃了这一预设逻辑。

　　户籍改革之下，农民穿着“风衣”进城是决策者的目标从工具性优先转向权利和平等的价值优先的逻辑显现，赋予了公众权利在户籍改革中的优先地位。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淡化户籍制度的社会治安管理功能，强化户籍制度统计人口信息的功能。同时，弱化户籍改革的城市倾向和福利承载功能。由于我国的户籍制度不仅仅是一种人口管理制度，它也是与一系列成文与不成文的法律制度、政治环境及社会福利紧密结合的。惟有改变这些，才谈得上户籍改革的转身，才能让农民穿着“风衣”进城，否则，就是空谈。

　　社会公众和舆论对户籍的非正义性早有不满，如果不加以改革，政府为之付出的道义上的代价和公信力的下降也就越沉重。同时，社会福利与收入等方面的城乡和地区差距的扩大与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也会越来越大。户籍改革就是要取消利益的不合理附加，实现制度变迁的帕累托改进(以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命名，意指一项政策能够至少有利于一个人，而不会对任何其他人造成损害)。从某种意义上说，制度变迁必须是帕累托改进的，制度变迁的结果必然是任何一方都从中得到了比原来更多的收益，否则改革将不能进行。让农民穿着“风衣”进城，就在解放“户籍”，让户籍功能归位的同时，实现了权利帕累托改进。

　　从户籍制度问题的本质来看，改革的关键在于如何建构起民主化的社会管理体制，来逐步替代依赖于政府限制的管理体制，也就是在社会生活领域的管理中，从限制本位走向自治本位。要实现这个改革目标，就是要为社会生活领域里的秩序提供公共规则，以履行权力原先所起的秩序功能。如果能做到这点，让农民穿着“风衣”进城就能真正实现。

　　户籍改革的深层次问题是如何在维持社会基本秩序和繁荣的条件下实现宪法平等。因此，让农民穿着“风衣”进城就是宪法为我们规定目标的实现：不论出生或生活在什么地方，每个公民都应该享有平等的宪法权利。(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