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给不同利益群体话语权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学课本里就有这句话，这几天因为采访原因置身其中，耳闻目睹，才深刻体会到制度设计的精妙：

　　这边万科公司老总大声疾呼，“给外来高端人才发就业准证，享受北京市民待遇，连续五年的，子女还应该参加本市高考”。那边石景山基层代表小组发言中说：我认为，考虑政策的公平性，应优先保障北京籍人口的权益，引进人才的各项优惠政策要切实考虑受惠人对首都实际贡献能力。

　　针尖对麦芒，不可谓不激烈，但人大制度恰能包容不同意见的表达权。

　　翻看各团简报，从发言中能大概猜出代表身份来。提干警待遇与工作量不匹配的是法院代表，建议教师节发补贴的是中学校长，呼吁京西再建一条高速的，是门头沟全体代表……

　　《人民日报》文章指出，人民性是人民代表的内在品质，“人口再少的民族也至少有一名代表”，广泛的代表性保证了不同利益群体都能立于庙堂之上，而不是处江湖之远。

　　近读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长文，颇感开国者创建制度之苦心。毛泽东在1950年6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强调：“人民政府的一切重要工作都应交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并作出决定。必须使出席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们有充分的发言权，任何压制人民代表发言的行动都是错误的。”正如他后来所说，“人民有意见就应当让他们说出来，不然这些意见一旦爆发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就不得了”。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要保证“人民有意见能够说出来”，这样才能寻找和创造不同利益群体的平衡点。

　　所以，它是一个好制度。比如，它能让施政者在实行双休日门诊后，不仅听到普通人看病方便的赞扬，也能听到医护代表的心里话：所有人都有老有小，一个女同志一周连轴转，还要让她笑，她确实笑不出来。这些朴素表达，显然有利于进一步调准政策的平衡点。

　　但也有两种人不太喜欢或者不想喜欢这个好制度。

　　一种人眼朝西方，总觉得议会制特别是经常上演全武行场面的那种“民主”好，却不晓得那些议员只代表少数几个党派，台上的花招更是为了选举利益。去年有机会到台湾，恰逢民进党一立委在辩论中拳击国民党立委。导游看我们颇是关注，一笑：那二位估计正把酒言欢呢，一位可以对选民说，我替你们打了人了！另一位可以说，我都替选民挨了打了——这是双赢。

　　另一种人脸朝上看，看不见人民代表并且不愿被这些“乡间小道”走来的人评头论足。君不见，会场上长篇大论，讲的都是他那个部门的种种成绩，有把议政厅变发布会之势，忘记了自己是来参加讨论并接受监督的。更有甚者，这边代表们还在讨论某项政策该否修改，那边某部门已宣布“不会修改”了。

　　对前一种人，事实可以促动他们转变：像环卫代表关阔山推动了劳模待遇问题的解决，本报记者张风代表撬动着老旧小区装电梯的一小步，人大常委会持续关注预算公开，今年，大会批准的政府预算和部门预算全部向社会公开……多一些这样的例子，他们就会喜欢人大制度，喜欢人大代表。

　　对后一种人，要提醒他，人大监督的核心就是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人大代表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作为人民的公仆，不要颠倒了位置、办些事情就希望代表“感谢”。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好制度，就要全心全意用好它。

　　本报记者 王学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