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自焚事件十周年之际访“法轮功”受害者

　　题：生命不能承受之痛——天安门自焚事件十周年之际访“法轮功”受害者郝惠君、陈果母女

　　新华社记者

　　1月20日，二十四节气中“大寒”的第一天。河南开封。室外温度零下6摄氏度。

　　中国关爱协会的工作人员与记者一起走进十年前“1·23”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的受害者郝惠君、陈果母女的住所。

　　母女俩住在一个独立的庭院里，院子很清静。在大概30平方米的客厅里，摆着沙发、茶几、电视、床和柜式空调等家具。由于天气冷、房间大，屋里开着好几个电暖气。母亲郝惠君站在门口迎接来访者，陈果则坐在电暖气旁取暖。

　　眼前的郝惠君，由于重度烧伤，面容全毁。从侧面看，她的脸更像一张面具，一个小洞，是眼睛；下面两个小洞，是鼻子；嘴就用两排牙齿替代了。即便如此，58岁的郝惠君还是坚持坐在那里，礼貌地招呼客人入座，交谈。

　　尽管不忍再揭伤疤，十年前的那一幕还是不可避免地被重新提起。2001年1月23日14时41分，农历除夕。当中国人正准备迎接新世纪的第一个春节时，7名来自河南省开封市的“法轮功”痴迷者轻信李洪志“放下生死”“升天”“圆满”的蛊惑，在天安门广场集体自焚，造成了2人死亡、3人严重烧伤的后果，世界为之震惊。

　　作为自焚事件的受害者之一，郝惠君坦诚地诉说了她的感受。

　　“我们母女俩练习‘法轮功’，不但自己把自己毁了，还给国家、社会造成了那么大的影响，政府却依然给了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为我们请护工，每月发放生活费。我心里非常过意不去。”

　　停了一会，郝惠君接着说：“政府给我们请了心理矫治的大夫、专家，给我们开药、治疗。”

　　一旁关爱协会的大姐说：“你们也是受害者，你们已经坚定地离开邪教组织。希望你们能继续勇敢地面对现实的生活，能够为自己的康复、为社会做点事情。”

　　“是，我最近想看看孔子、孟子的书，多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政府给果果(陈果)还买了电脑，让她学习。”

　　虽然受没有嘴唇的影响，郝惠君的声音听起来仍很清晰，表达也很理性，让人难以把这个河南大学艺术系毕业的高材生“法轮功”自焚的极端行为联系起来。

　　“我对这件事非常后悔。当时就是到了痴迷状态，人到了那个程度，就不能控制自己，失去了正常的判断能力。”

　　“我们母女俩练习‘法轮功’，把自己全毁了，给国家、给亲人带来巨大的干扰和无尽的痛苦。请转告那些还在练习的人，一定要理智，不要偏激。”

　　听到这里，陈果站起身走出去了。

　　谈起母女俩的关系，郝惠君说：“果果有时状态很不好，会摔东西、不吃饭、整夜坐在床上不睡觉……”说到这里，郝惠君抬起残疾的小臂“拿”起搭在沙发靠背上的一块布，擦了擦眼角、鼻子和嘴。

　　郝惠君曾是河南开封市回民中学的一名音乐老师。这位有着艺术修养的母亲无疑对女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从小就显示出在音乐方面的天赋，陈果5岁就开始拜师学习琵琶，1993年就被选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学习，曾被学校推荐参加过中央电视台银河艺术团赴新加坡的访问演出。1999年她又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摆在她面前的，是一条可以想象的充满阳光的道路。然而，同样是在母亲的选择和影响下，陈果随母亲开始练习“法轮功”，最终走上天安门广场，把她们的人生“烧”得面目全非。

　　陈果有时会怨恨母亲。她不理母亲、顶嘴吵架甚至推搡她。据郝惠君的妹妹介绍，姐姐对女儿始终有负罪感，精神上特别痛苦。“姐姐一直是个单纯善良的人，做事认真投入。也正因为如此，她痴迷‘法轮功’时，认为这是最好的东西，也想把它给女儿。”

　　记者找到陈果，送给她两张CD唱片。她接过来瞟了一眼，放在桌上。

　　“你喜欢音乐吧，有空的时候可以听听。”

　　“是《天堂鸟》吧。”她看到并记住了唱片的名字：“里面是歌吗？”

　　那张烧得和母亲一样惨不忍睹的脸上，居然有了一丝好奇。

　　她身旁铺着的被子套着浅蓝色的被套，上面的几个红色字体格外醒目：“中央音乐学院学生公寓，01-797。”十年了，陈果还一直保留着这个被套。

　　病痛、绝望、内疚、负罪，难以想象，这对母女自焚后的3000多个日夜是怎么熬过来的。十年前的那一刻，好像是一把利剑，把这对母女的人生划成阴阳两面。即使有帮助、有关爱，她们也永远无法回到从前。

　　十年了，“法轮功”邪教似乎在人们的生活中渐行渐远，但对有些人来说，比如那1000多个因练习“法轮功”而致死、致伤的人及他们的亲人、朋友，它所带来的伤害不是十年可以抹平的，甚至随着岁月的积淀而越发深重。

　　离开时，郝惠君坚持把客人送到大门口，举起胳膊告别。寒风中，那张脸、那没手的胳膊、那飘舞的白发让人的心久久不能平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