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皓接受本报记者石念军专访。
“我现在的微博风格更务实了”
齐鲁晚报：恭喜伍部长，你又获奖了。26日在南宁举行的“网络问政论坛”上，人民网公布了国内十大官员微博，你排名第三。
伍皓：还没看到。
齐鲁晚报：知道前两名是谁吗？
伍皓：我想应该有张春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编者注)吧。其实微博只是网络问政的一种手段、一个渠道，并不是唯一的方式。用什么方式或手段并不重要，根本还在于有没有真心实意尊重民意、听取民意的理念和认识，有没有主动和公众沟通的意愿。
你可能很少看到地方网站搞舆论监督，但中国红河网就专门开设了舆论监督频道，每个市民都可以发帖反映问题，政府相关部门回复率达到100%。
红河州行政中心没有围墙，没有大院。有人会好奇，没有围墙，那还不经常被上访群众围攻啊？可就这么奇怪，还真没啥上访的。为什么？群众有困难、有意见，有畅通的诉求渠道，反映的问题能被重视、能得到解决，还用得着上访吗？
齐鲁晚报：其实对于官员开微博，你还是挺纠结的，一直在寻找它的定位。
伍皓：我的微博风格确实经常在变，但这并不是纠结，而是在摸索官员微博最佳的表达方式。官员实名开微博，尽管你自己能够分清哪些是你的个人观点，哪些是你公务身份的发言，但网民不会这样来区分，他们始终会把你的发言与公职身份联系在一起。我甚至尝试在每条微博前都分别标注“个人”或者“公务”，但还是没有用。
齐鲁晚报：大家看你的微博，可能首先会想到你是“伍部长”。
伍皓：所以，我的微博在改变了很多次风格之后，现在总算是找到了比较理想的表达方式。如今我的微博就是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以宣传红河文化旅游为己任。我觉得大多数网友还是认同的，这从粉丝数的增长就可以看出来。如我的新浪微博，以前只有十多万，“改版”之后，短短两个月，粉丝就快速增加了30多万，现在马上就50万了。
齐鲁晚报：但是也有很多人觉得你变了，不再是以前那个“伍皓同学”了。
伍皓：有些人会觉得，碰到热点事件时，在微博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喊上几嗓子很过瘾。其实微博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关注很容易被转移。作为普通公众，或者以前我作为媒体人，可以只关注一时一事，只图一时之快，但官员的职责却不是这样。官员的主要职责是从这些具体的人和事中发现问题的根本所在，由点及面，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惠及更多的人群。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普通网民可以这个问题喊一嗓子，马上又去关注另外的问题了，官员就必须锲而不舍地把一个问题关注到底，直至寻找到解决的方案和政策措施。应该说，我现在的微博风格更务实了。
“我不觉得这次调动是被贬”
齐鲁晚报：知道这次人民网给你的评语吗？“年轻而又个性的宣传干部，虽然饱受争议，但网络上的嬉笑怒骂从未停止。”
伍皓：嬉笑怒骂？现在哪有。
齐鲁晚报：你认可这个评价吗？个性，饱受争议。
伍皓：我是不喜欢“争议”这个词的。但媒体要给我贴这个标签，我也能够理解。有争议才有“眼球效益”嘛。一个人，想做点事，尤其想做一些别人没有做过的事，那就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和看法。
齐鲁晚报：那你觉得可以给自己打多少分？
伍皓：我没有权力给自己打分。有权力对我做评判的是红河的父老乡亲。从目前的反馈来看，红河的父老乡亲对我寄予期望，所以给我的评分可能会在80分以上，但是两三年以后，如果没有实绩，乡亲们没有感到受益，他们就会给我打零分。
齐鲁晚报：大家还很关注你这次的工作调动(从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调任红河州委常委、宣传部长———编者注)，有人猜测你这次是不是被贬了。
伍皓：包括一些朋友也这么问我，建议我去找领导谈谈。我没有去找任何领导，为什么不去？因为我不觉得这是被贬。如果我关心的是自己的个人前途，可能我会觉得委屈，会找领导抱怨；但如果心里想的是干事，想的是做点实事，那下来基层后，比在省级机关要干的事就多得多了，没时间去抱怨。
齐鲁晚报：那你怎么看外界的这种看法？
伍皓：想了也没用，索性不去理会。我反倒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可以静下来实实在在做点事。老实说，我在省委宣传部做副部长的时候，时间都是泡在文件和会议上，相对比较宏观。也正是因为这样，我对红河包括其他一些地方，都不是特别了解。但现在，我一周能有一天在办公室里看看文件就不错了。其他时间都是在具体的地方落实具体的事情。以前做副部长，分管的就是新闻和外宣两个具体的方面。现在作为州委常委，除了宣传这一块，还要负责联系文化、旅游、卫生、教育、体育等等，从宏观的政策制定到具体的工作推动，都需要实实在在去做。
有人猜测是因为我在做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期间改革创新的步子迈得太大，直接导致了我这次被下放。但我想，如果不认可我在宣传部的工作，怎么会继续让我当宣传部长呢，肯定就把我调到别的领域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