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谈社会转型问题：须严格约束官员的公权力

　　社会转型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必须面临的问题，目前我们看到的西方发达国家，几乎都经历了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对于社会转型的内涵，人们可以有多种解释，但多数人认为是指一个国家由传统走向现代、由农业社会走向工业乃至信息社会的转变过程。因此，现代性、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等，就成为社会转型中的关键词。

　　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的社会转型历程，国外许多学者曾做过大量研究，发表过很多研究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撰写的《变革世界中的政治秩序》、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等。在这些论著中，他们通过量化和实证的研究方法，对一些国家的社会转型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发现了一些带有共性的现象。比如，社会骚动不安，不稳定的因素增加；社会成员格外关注自身的经济利益，由此引发诸多利益冲突和利益纷争；社会犯罪率明显上升；政府官员在社会转型期容易出现腐败现象等。当然，西方学者还发现，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多数人的家庭初步现代化后，情况逐步开始好转。因此，他们主张，一个国家处在社会转型期，其重要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经济，使更多的人能够早日实现现代化。

　　对中国社会来说，真正具有大规模社会转型意义的，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事情。在这30多年的历史性社会变革中，上面所描绘的西方国家在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现象，我们几乎都遇到了。但是，中国的社会转型又有其特殊性。

　　按照笔者的观察，中国的社会转型，至少有三方面比较独特的地方：一是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双转”交织。所谓“双转”交织，就是指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既面临复杂的社会转型的任务，同时又面临体制转轨的使命，即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后者是所有当年经历了社会转型的西方国家都没有经历过的。特别是中国的市场经济，由于缺乏市场经济正常的自然历史积累过程，客观上增加了社会转型的复杂性。二是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关注“三农”，许多具体政策都向农村和农民倾斜；另一方面我们在农民工的待遇、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征用等方面，农民利益还有待于进一步关注。三是中国社会转型没有从根本上破解传统“二元社会”的根基，反而演变成“三元社会”结构：即在农村、城市之外又出现了一个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特殊群体。

　　资料显示，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城乡差距为1:2.22，而2009年达到了1:3.33，加上城市户籍的隐形福利，我国目前的实际差距已经达到了1:5左右。与此相联系，目前我国的财富分布也很不均衡，相对集中的趋势比较明显。

　　面对社会转型，不管是社会成员个人，还是担当社会治理责任的政府，都要保持一分清醒。从社会成员个人来说，首先要有一个好的心态，要自觉地抵御社会转型中出现的种种诱惑和不良社会现象的影响，从个人社会角色的塑造、个人的社会参与等，适应社会转型的变化，用自己的行动促进社会转型的健康发展。从政府来看，要确立现代公共治理的理念，最大限度地实现善治。比如，在治理和服务方面，要注重社会利益的协调和社会矛盾的化解，注重对公众诉求的回应。从当前来看，我们的政府要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步伐，缩小贫富、行业、城乡和地区差距，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老百姓的医疗、教育、就业、住房等突出问题。同时，为了提高政府治理的公信力，还要严格约束官员的公权力，提高公告治理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严格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加强官员的问责以及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化解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加速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社会转型中的负面影响。汪玉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