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替龙永图成为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后，周文重即将迎来其任上的第一次论坛年会。对于“包容性发展：共同议程和全新挑战”这一年会主题，周文重日前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表示，在国际金融危机后果尚未完全显现、全球经济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的今天，亚洲和世界各国都在思考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模式。
实现包容性发展，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社会基础，这是亚洲各国需要共同研究和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因此，周文重认为，4月15日举行的论坛2011年年会以“包容性发展”为主题，既具有现实意义，也与2010年年会主题“绿色复苏”一脉相承。
从外交部副部长、前驻美特命全权大使，到一个区域性国际组织的秘书长，在他看来，论坛秘书长和职业外交官，工作性质上的相通之处在于都注重沟通，以增进相互了解、促进交流合作为己任。其在担任驻美大使期间也常与经济界人士交往，因此，周文重说，“出任秘书长一职，在感受到挑战和压力的同时，外交生涯积累的经验、人脉、沟通能力，也给予我不辱使命的信心。”
周文重表示，新的岗位上，需要思维的转变，一定程度上也会改变个人的工作方式和风格，“驻美大使代表中国政府，处理的是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而论坛秘书长代表国际组织，协调的是亚洲、新兴经济体和世界各国的政、经、学术和媒体等各界人士。未来在思考问题上也将更多地从亚洲整体出发，了解亚洲各国政府和企业界的愿望和诉求。”
周文重上任之初给自己制定的目标是“平稳过渡、徐图发展”。他表示，直到现在也仍然适用。但这位新任秘书长也并未掩盖其长远宏图，那就是“将论坛打造为探讨亚洲和新兴经济体事务的首选平台，推动亚洲经济合作和一体化，凝聚亚洲共识，在全球经济事务中发出更强大的亚洲声音”。
“宗旨是亚洲的共赢未来”
担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已半年有余，对于自己扮演的是管理者还是执行者的角色这一问题，周文重的理解是，就像是企业的首席执行官(CEO)，论坛理事会好比是企业董事会，而论坛的最高决策机构会员大会，则如同企业的股东大会。
正是基于以上定位，周文重认为，自己的职责是贯彻执行会员大会和理事会就论坛发展方向和战略作出的决策。换句话说，周文重是亚洲各国和新兴经济体的服务者，博鳌亚洲论坛则是服务的平台。
在周文重看来，理事和会员来自不同国家，其中既有世界知名的大企业家，也有资深的政治家，包括前总理、首相、部长等，大家的共同愿景就像论坛英文名称表述的那样，一切“为了亚洲”(Boao Forum for Asia)。
周文重说，论坛创始人从一开始就为论坛定下了基调，到博鳌来，不是为来争吵，而是要寻求共赢。这一传统传承至今，和谐、共赢的精神渗透到理事会、会员大会以及年会的每一环节，在这样的氛围中，秘书长和理事会的关系也变得简单。“理事们对秘书长工作提出的要求和建议是坦率的，都是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宗旨是亚洲的共赢未来。”周文重说。
谈及博鳌亚洲论坛成立的初衷，周文重表示，部分是因为痛感缺少一个专注于亚洲的全球论坛，亚洲人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声音过于弱小。“从这个意义上讲，论坛十年的成就是令人欣慰的”。
周文重还认为，每年出席年会的亚洲和世界各国领导人和工商界领袖在博鳌发表的思想、观点，已经成为影响亚洲和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可以说，十年博鳌，为亚洲铸就了一个凝聚共识、发出亚洲声音的平台，为亚洲各国领导人、工商界领袖、经济学家和媒体精英提供了一个对话、交流的平台，为世界提供了一个了解亚洲的窗口。”
但就“把论坛建设成为全球讨论亚洲和新兴经济体问题的首选平台”这一目标，周文重坦言，距离这一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
作为政企对话的高层平台，周文重指出，走过十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依然还是一个年轻的论坛，在亚洲和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论坛如何与时俱进，通过形式和内容创新，为政、企、学界和媒体提供更好的对话和交流环境，是论坛始终面临的挑战。
对于论坛未来对亚洲的影响，周文重将其主要作用作了简要概括。一是产生思想。他认为，政策的制定者、企业的经营者、学术界和媒体的意见领袖等在一起进行对话和辩论所产生的思想，既有学术的想象力和前瞻性，又结合了决策者和经营者的实践经验，对于亚洲区域合作、经济发展、企业经营管理，都具有战略和现实的指导意义；二是催生政策。与会者对话中产生的思想，不仅影响着参会者观点，而且能化为政府的政策和企业家的经营决策，从而对亚洲和世界经济产生影响。
亚洲的根本性问题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如何恢复并保持强劲而稳定的增长，也许是全球经济面临的头等大事。但是就亚洲地区包括中国而言，周文重认为，如何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实现包容性发展，则是更为紧迫也更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2008年，全球经济遭受金融危机重创，但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却率先走出了衰退，在保持快速经济增长方面依然交出了靓丽的答卷。2007年到2010年，全球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8%，而同期亚洲经济的平均增速达到7.57%，是全球经济增速的4.4倍。
但周文重也提醒，如果具体考察就不难发现，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仍然很不平衡，亚洲各经济体自身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仍然很不平衡，甚至由于多年的高速增长，产生了诸多新的不平衡的问题。
据预测，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2011年能够保持快速经济增长，平均增速将达到7.3%，但是增长的不平衡会继续扩大。GDP增速最高的可达11%，而最低的则只有0.8%，增速差距将近14倍。
周文重指出，即便是经济增长一直保持较高速度的一些亚洲发展中经济体，金融危机也给它们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深刻而长期的负面影响。正如亚洲开发银行在一份年度报告中所指出，虽然亚洲经济增长速度依然较快，但是金融危机使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速度大大放缓，并给各国减少贫困人口的努力带来更多的风险和困难。
如何在继续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基础上，实现包容性发展，让全球化、地区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利益惠及所有国家，让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效益惠及所有人？周文重认为，这是亚洲地区每个经济体面临的共同课题，也是亚洲经济在实现多年高速增长的背景下所面临的全新挑战。
从亚洲地区的现实来看，发展比经济增长问题更为突出，包容性发展就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周文重进一步指出，亚洲地区，包括中国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多年经济增长过程中产生的最大不足，就是经济快速增长所产生的效益和财富，还没有公平地惠及到社会的所有阶层，经济增长还没有充分带动整个社会以及这个社会中的每个个人的全面发展。
再以中国为例，包括住房问题、养老问题，以及人们日益关注的医疗、教育等问题都有待进一步解决。环境、能源、就业乃至科学的城镇化进程等一系列复杂问题，都构成了当代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尖锐挑战，而且这些挑战相互牵连，根本无法单个解决。
“这就意味着中国今后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将进入一个具有全面包容性的阶段，通过转变发展方式、通过统筹兼顾和全面协调的改革与发展，加以系统地、综合地解决。”周文重说，“把2011年的年会主题定为‘包容性发展’，也是明确针对亚洲经济发展的现实挑战以及地区发展潮流而研究确立。”
博鳌的全球角色
即将召开的2011年年会是论坛新一届理事会成立后举办的首次年会。
2010年4月，论坛理事会在博鳌举行换届选举，九位新理事当选。新一届理事会在构成上具有更为广泛的代表性，除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外，法、美、俄等区域外大国亦首次有理事入选。
这些理事多为所在国或地区的资深政治家或企业领袖，具有较高的国际声望和影响力。新任理事长、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将率一批日本经济界领袖出席，并在年会期间举行题为《日本增长潜力的再认识》的国别分会。这是继2010年年会印度内阁部长首次亮相博鳌、印度企业家参会热情骤增之后，又一亚洲主要经济体积极参与到年会的讨论中。
对此，周文重表示，博鳌亚洲论坛是一个开放性的论坛，参会代表中，来自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代表占三分之一，而理事会是论坛的战略决策机构，这有利于论坛的未来发展和全球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
针对“论坛趋于半官方化”的质疑，周文重指出，论坛的创始人均为亚洲资深政治家、原政府领导人，随着论坛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区内区外国家和政府领导人更加重视论坛，但这没有，也不会改变论坛的非政府性质。论坛从本质上是一个对话和沟通的平台。事实上，从论坛历年参会代表的比例看，政府官员只有不到五分之一，企业界代表则占到代表总数的一半以上，是论坛的参与主体。
周文重还强调，博鳌亚洲论坛不是一个中国的论坛，而是由包括中国在内的28个国家共同发起的国际性组织。随着亚洲经济实力的上升和亚洲国家相互合作意愿的加强，代表着亚洲声音的博鳌亚洲论坛也必将吸引全球越来越多的关注。
立足亚洲、面向世界，这是基于论坛的亚洲和新兴经济体定位提出的愿景，也是基于年会参会代表的构成确立的关注点。每年出席年会的代表中，亚洲、欧美和中国的代表比例大体相当。
近年来，来自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代表数量有上升之势。周文重表示，年会举凡关于亚洲和全球经济的话题，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新兴经济体。2011年年会延续了这一趋势，无论从议题的设置、讨论的内容、嘉宾的构成上，亚洲和新兴经济体特色都将进一步突出。
“这并不意味着对欧美发达经济体的排斥。事实上，由于亚洲和中国市场日益凸显的重要性，欧美跨国公司领导人出席年会的热情很高。就欧美参会嘉宾的规格和影响力而言，博鳌亚洲论坛是许多国际论坛无法企及的。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全球论坛，博鳌亚洲论坛愿意为所有关心亚洲的人士提供参与的平台。”周文重说。 (王仁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