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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手机监控官员被质疑矫枉过正 系侵犯其隐私

2011年04月12日 09:29 来源:北京晨报 参与互动(0)  【字体:↑大 ↓小
GPS手机监控官员被质疑矫枉过正 系侵犯其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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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政主要领导干部8小时外的生活如何监管?据《重庆晚报》报道,重庆酉阳的做法是,给239名各单位主要负责人每人发放一部具有GPS定位功能的3G手机,要求他们24小时开机,接受跟踪监督,购机费和通话费按相关规定由县财政统一支付。据酉阳县县纪委副书记母勇介绍,一部手机按3000元计,再加上一年的通话费,共需财政支付170万元左右。

  酉阳“别出心裁”的监督措施引发热议:支持者认为,官员作为社会的特殊群体,对之进行全天候“跟踪”不为过;质疑者则认为,官员也应有自由和隐私,此举实属矫枉过正。

  支持

  干部难造假不妨一试

  腐败多发生在“八小时之外”,如果没人举报纪检部门很难发现。因此用GPS监控,随时抽查干部行踪,虽然有打击面过大之嫌,但作为对干部有效监管措施的探索不妨一试。

  首先,干部很难说假话。如果没有定位跟踪,对于何时在何地的追问,干部们可以轻易编造个事由搪塞。由于查无实据,监督部门很难查实追究。有了通过GPS跟踪,是否说假话,一看便知。即使仍有说假话的可能,造假的干部也首先要自圆其说,给出个能够服人的理由。如此,确实可有效防止领导干部去不该去的地方,比如赌场或娱乐场所等,还能及时发现和有效控制干部“假外出”的现象,借助外力监督,干部也会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

  其次,监督部门再难言鞭长莫及,无法监督。对于监督不力的指责,监督部门常常列举若干理由证明自己鞭长莫及,比如不能跟踪人家、人手有限等等。现在,有了GPS辅助,如果还是不能及时发现问题干部,恐怕难以交差。这实际上也是对监督部门工作是否到位的有效监督。

  第三,限制虽严,但未侵犯隐私。GPS跟踪的最大争议在于是否侵犯隐私。对此,重庆国生律师事务所律师李玉盛的分析,给我们吃了颗“定心丸”。他认为,政府采取GPS定位来管理党政干部,这种做法让他们的休息权和自由支配权等受到限制,“但还谈不上隐私权遭侵犯。”其出发点和动机是好的,只要跟踪锁定的信息不用于商业行为,就不是侵犯隐私的问题。陈言

  反对

  对好官的羞辱

  在GPS监视之下,官员们都变成了“透明人”,身上被剥除得“一丝不挂”,已经在各种场合“裸奔”了一年。问题是,将监督升级为监视,将官员的隐私拿到阳光下曝晒,公权也是否已经逾越了道德和法律的边界?

  不可否认,官员中确实存在不作为、乱作为及违法乱纪者,有的在工作岗位上出勤不出力,有的办事拖沓推诿、简单粗暴;更有甚者,利用职务之便吃拿卡要,热衷于公款消费,频频出入公共娱乐场所寻欢作乐。但是,这类官员毕竟是少数,影响不了整个干部队伍的战斗力。就因为个别官员不作为或违法乱纪,便给所有的官员配备GPS定位手机,把所有的官员都当可疑对象去“盯防”,无疑又陷入了“宁可盯错三千,也不放走一个”的泥淖。由此,势必会引发诸多“后遗症”。

  从经济层面上讲,在地方财政普遍捉襟见肘的窘境之下,却花一大笔钱去给每位官员配备GPS定位手机,没有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实在是一种极大的浪费。从诚信的角度上看,用GPS去监视官员的行为,表明了地方政府对本地的官员极不信任,也是对官员诚信的一种怀疑和羞辱。试想,官员身上背负着失信的“十字架”,还能安心工作吗?从权益方面分析,用GPS去监视官员的去向,官员的私密空间也暴露无遗,毫无隐私可言。可见,此举是对官员隐私权的恶意侵犯。

  综上所述,用GPS监视官员行踪,弊大于利,不可取,还请重庆酉阳立即废止这一做法,别再让官员在GPS监视下“裸奔”。而在笔者看来,监督官员行为,尚需相关制度执行有力。汪昌莲

  评判

  靠技术监督太尴尬

  用GPS对党政主要负责人24小时跟踪定位,与其说是对干部进行监督,还不如说是对干部在进行监控。“监督”与“监控”,一字之差,隐含的意味却十分深长。其间,对于干部的信任,是不容回避的问题。不可否认,有限的信任是现代管理的基本原则,推而广之,对干部的管理理应如此。全面的监控,很容易让人产生把干部放在对立面上的感觉,是绝对的不信任。

  抛开是否侵犯干部隐私不谈,单凭“8小时之外”起码还有干涉自由的味道,作为一种监督手段确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而这样的举措之所以受到普通群众的欢迎,恐怕是对干部作风积弊之下,“矫枉过正”的一种期望,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干部管理制度约束乏力,转而对高科技技术的依赖,不能不说是一种尴尬。

  即便如此,单纯的技术监控并不足以解决监督的难题。GPS定位手机能够提供位置所在的,也仅仅是只“手机而已”,对于持有的干部而言,在正常的位置并不一定意味着未违规,而在非正常的位置也不一定意味着就违规,往往仅凭定位的信息会给甄别带来不小的难度。加之过多的制度设计本身也掉进了“钱穆陷阱”,能不能够严格执行也是一个难题。比如报道中,记者随机抽取13位持机者进行定位,发现对8人的定位失败。过高定位失败的比例,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技术因素的范围,显示出制度层面上的问题。

  用GPS监控干部,与其说是让干部保持对制度的敬畏,不如说是产生对技术的恐惧。加强干部监督管理,核心还是要让干部保持对制度的敬畏感与震慑力,一是要拓宽监督的渠道,形成多元监督格局,方便发现问题;二是要严肃纪律,及时查处问题。木须虫

  建议

  不如让公众监督

  对领导干部实施精细化管理的思路,值得认可。但是每年增加170万元财政支出,只为监控领导干部的行踪,而该行踪,很多时候还可以打马虎眼。这种高成本、低回报的监督模式,带有多少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值得商榷。

  有效监督官员生活圈,对于预防和惩治腐败,善莫大焉。但这种监督机制和体制的实施主体,应该是全体公众,而不能仅靠纪委、监察等有关部门。实际上,近年来,中央关于规范和监督基层官员生活圈的党纪政令接二连三,但遗憾的是,很多到最后都沦为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一纸空文。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监督体系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没有完全置放在阳光底下,接受来自民间的质疑和批评。

  具体到酉阳县GPS手机监督,每位官员行踪一目了然,这仅是对组织负责,而不是对公众负责。此外,在现实运行中,由于很多官员反对,视频监控内容被取消,只能根据信号进行方位测定。这样,就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监督功能。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有官员在公款吃喝,当有关部门通过GPS锁定其大致方位时,再电话对其进行询问,而官员完全可以迅速撤离酒桌,到外面以各种理由、轻而易举搪塞过去。如此一来,GPS手机一年上百万元的费用,就打了水漂,这无疑是公共财政管理和使用的一种失职、渎职。

  官员生活在民间,其8小时之外在干啥,公众最有发现力,也最有发言权。只要赋予并保护好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就是最有效、最经济、最科学的GPS。丛晓波

  提醒

  别成为选择性监督

  这里面隐约存在“控制”与“监视”的问题,因为,权力的监督是单向的,是自上而下的,并不是双向,自下而上却不能监督。我们看到,该县的书记与县长在跟踪监督之外。

  上级权力可以监督下级权力,下级权力却不能监督上级权力,这就不可避免可能出现“选择性监督”的问题:所有的下级都必须听我的话,否则将利用这种监控到的隐私来对他们进行打击;或者,对于听自己话的干部监控就放松,对于不听从自己话的干部,则监控从严,如此,手机监控完全可能成为官场上排除异己的工具。当然,更可怕的是,如果今天,领导可以随心所欲地监视干部,明天也可能随心所欲地监视群众!杨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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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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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巴人的原贴: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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