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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中央提出“十二五”期间以民生为中心、以富民为目标以来，各地政府纷纷承诺，确保国民的收入与经济增长率同步。最近，人保部副部长又提出“十二五”期间国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
其实，仅仅让国民收入翻番并没有意义。我国当下收入差距过大是不争的事实，据说最高收入10%的人与最低收入10%的人，收入之差已达26倍，如果加上隐形收入差距会更大。所有人的收入翻一番，收入差距会更大，恐怕不一定有利于社会稳定与共同富裕。而且，高收入者收入翻番，不是什么难事。我以为，说富民，中心并不在于所有人的收入增加，也不在于人均收入的增加，重要的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即使高收入者的收入没有增加，只要低收入者收入翻番，富民的目标也就达到了。
低收入者以工薪阶层为主，如何提高他们的收入才是重中之重。但低收入者多在工厂就业，他们的收入水平并不是政府说了算，而是企业说了算。如果这些企业的产品仍靠低价格出口，生产率没有提高，靠法律或行政手段，甚至靠政府的承诺，是无法提高工人收入的，关键还得企业有这个能力。
要增加工人的收入，就要提高企业的生产率，这就是老生常谈的转变增长方式的问题。我们早就认识到从投入式增长转变为技术进步式增长的重要意义，这种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仅可以实现持续增长，而且也是提高工人收入的切实保证。对企业来说，转变增长方式关键在于掌握核心技术以及创造名牌。我们不少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产品缺乏核心技术，更谈不上技术创新，产品的相当部分附加值作为专利费付给了国外拥有技术专利的企业，所剩利润无几。有些产品，如服装、鞋子等，没有什么核心技术，而我们自己又没有品牌，只能给国外企业OEM，附加值为国外品牌所有者，国内企业长期运行于低价格、低利润的状态，即使有心给工人增加工资，却是有心无力。
政府不能代替企业去掌握核心技术和创造名牌，但可以推动企业朝这个方向去做。这种推动其一是为企业提供条件，其二是逼企业去创新。
为企业提供条件，首先是为企业创造提供良好的环境，包括严格执行专利法，保护企业的创新。其次是资金条件，解决民营企业融资的问题。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问题在于知易行难。各级政府应该找出“行难”的原因何在，找出相应的对策。切实地解决存在的问题比空喊口号要有用的多，许多政府缺的正是这种务实精神。只有把企业创新面临的困难一条条找出来，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转变增长方式和增加国民的收入才不是一句空话。
有不少民营企业的生存之道是，低工资、低效率、高污染。对于这样的企业，政府要让他们有迫切的危机感。地方政府不应该为了暂时的GDP增长率或税收增长，给污染企业开绿灯。比如河北有不少中小钢厂靠低工资、高污染、生产粗钢而依然生活得不错，就在于当地政府太宽容了。只要坚决执行中央关于节能减排、控制钢铁生产能力的决定，让这些企业不创新就死，它们才会通过创新找活路。
对于民企来说，缺乏创新能力的关键还在于规模过小，必须让这些小企业走上做大做强之路。这种压力，不仅靠市场，也靠政府。
当然，政府对国民收入的增长，还有更为重要、更为直接的作用，就是改变国民收入在政府和国民之间的分配格局。据经济学家陈志武所引用的数据，美国政府和国民收入分配的比例是2：8，而我国是4：6。
这些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约为10%左右，但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在30%以上，而这一时期内，国民收入的增长还低于经济增长率。从1995年到2007年，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6.7倍，而国民的收入仅增加1.7倍，其中农民的收入增加仅1.2倍。国民的劳动报酬在GDP中所占的比例， 2000年为51.4%，而2007年仅为39.74%，下降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忽略的一个原因是税负重，因此，政府增加国民收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减税。
最近，政府就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上调至3000元征求意见。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但个人所得税在我国的税收中仅占7%，我国更多的税收是隐形税收，包括在价格中。因此减税决不仅仅是降低个人所得税，还要全面减税。尤其是减少企业的税收，让企业把减税所得用于增加工人的收入。而要减少政府税收，就必须减少政府的支出。政府支出在改革开放前仅为16%，现在已达30%。这种支出不减少，增加国民收入就是一个空头承诺。这就需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民生为中心，富民为目标，决不是简单的承诺，要有一系列政策作为依据。好在现在政府已采取了不少政策措施。我们希望未来的中国不仅是一个强大的中国，而且是一个富裕的中国。 (文/梁小民 作者为清华大学EMBA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