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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得主:多中心治理或可有效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2011年05月20日 16:13 来源:中国新闻网 参与互动(0)  【字体:↑大 ↓小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要用不同的方法来打破一种对食品安全治理的垄断,让食品安全的相关信息能够对各界开放,随着整个食品生产中相关知识的传播,可以逐渐地去解决这个问题”

  5月8日上午10点,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第一报告厅,当78岁高龄的200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女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一场名为《公共资源合作:自治、多中心与发展》的主题演讲结束时,一位来自广州市越秀区寺右新马路的丰景大厦小区的业主站了起来。这位业主并没有向奥斯特罗姆提问,而是表达了对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特别感谢:感谢她关心中国小区自治这个公共治理的重要领域,并亲自去广州倾听小区业主们的自治经验。5月6日,奥斯特罗姆曾经来到位于广州市的丰景大厦小区,并对广东省华南和谐社区发展中心的邓鸿赠送了一句话:“我有信心,你们将会成为推进社会自治进程中的有力分子”。

  推动公共资源的治理,并关注自我治理的有效性,一直是这位高龄女经济学家40多年来一直关注的领域。在奥斯特罗姆和她丈夫、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的奠基人之一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研究进行之前,多数的经济学家认为,公共资源的治理由于存在集体行动的困境(即谁也不愿意付出成本去推动公共治理,因而只能陷入困境),所以公共资源只能交由政府去管理,或者私有化,让私人公司来承担经营的任务。但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研究发现,在很多地方,包括中国,生活在某一区域的人们其实能够自我治理。面对很多复杂的公共领域,多中心的,也即政府、私人公司、居民自治、行业自治、专家意见等均可参与进来,从而形成一种多中心治理的格局。

  奥斯特罗姆的这一发现,不但化解了政府-市场的简单二元思维,也给中国的现实提供了解决复杂问题的丰富经验和智慧。5月8日下午,在第一报告厅外,奥斯特罗姆教授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独家专访。

  “应该鼓励人们尝试更多小区自治”

  中国新闻周刊:你来到中国为什么首先去了广州的丰景大厦小区?这个小区的自治经验,在你的观察中与美国的社区自我治理有什么不同?

  奥斯特罗姆:事实上,我此次来到中国的第一站,是先去香港开了两天的会议,之后又到广州开会,在开会的时候,我收到了去那个小区访问的邀请,于是我就对整个小区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访问。小区不大,但是那是一个很好的访问,进行了很好的互动,有了很多的发现。

  我访问的这种小区,被我们研究者称为“刻意形成的社区”,它不是由人们自然组织起来而形成的,而是被动规划好的小区。但是,人们在这样的小区,并不只是生活在这里,还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自己管理。我发现其中一些的规则和组织是很好的,而另一些可能还不够成功。而我们看到的这个小区,应该说他们进行了很成功很好的自我管理。

  中国新闻周刊:在美国这样一个自治合作管理发育的基础非常好的国家,“多中心”的治理方式是非常良好和有效的,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政府管制实际上仍然十分严密的体系里,“多中心”治理应该如何展开?

  奥斯特罗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应该说这其中并没有一个单一的方式来解释这个问题。可能会有很多的战略和方法,在中国的某些省市也可以操作,而在另一些省市则不行。但是,我们应该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尝试不同的实验,发挥我们的想象力,也许就能够找到一些方法。比如在牧区,给予牧民们更多的自主决策的权利,未必一定要强加“私有产权”或者“国有产权”的概念。在不同环境下,这种产权制度未必是可行的,而是说应该让他们去更多采取自主治理的方式,自己来决定公共资源的使用方法,实际上我们今天有一个分会场,就是专门讨论牧场资源问题的。我觉得在这个领域是有潜力的,人们可以做很多的“自我治理”的决策,让牧民有更多的发言权。

  另外,在北京,我们看到有一些业主委员会也在做一些“自我治理”方面的尝试,人们对他们所居住的小区怎么进行管理可以表达出更多的声音。包括像电梯管理之类相关的问题,都是一些很好的尝试。

  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一直存在着一种“企业办社会”或者“单位办社会”的制度模式。比如机关可以开办自己的食堂,单位可以盖房子给职工居住,职工之间也是邻居关系,他们也有一种类似于自我治理的模式,这种模式与你所研究的模式有什么不同?

  奥斯特罗姆:这个问题我没有具体研究过,不过我读过相关的报道,在这种情况下,公司或者工厂的领导不是那么“专制”,他们会留出一些空间,让人们进行沟通,可以更有精力地进行互动,更加具有创造力。在某种意义上这类似于“自主治理”。

  “人们要有能力建立一个行业组织,来自行监控食品安全”

  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食品安全正日益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像含三聚氰胺奶粉等各类的食品安全问题频频出现。你曾经研究过美国很多行业自治的成功案例,在中国这种环境下,如果采用行业协会自主治理的模式,会不会是一个好的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方案?

  奥斯特罗姆:无论如何,自主治理的监控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进行的。如果被给予更多自主权的话,行业也许就可以有自己的检查人员,这些检查人员可以决定什么时候、去哪里、检查谁的产品质量,包括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些来自大学的研究人员的支持,由他们来决定或者建议进行什么样的检查。互联网也可以提供帮助,让这个行业共同体当中的人们,包括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情况进行更多的信息交流。

  总之,就是要用不同的方法来打破一种对食品安全治理的垄断,让食品安全的相关信息能够对各界开放,改变食品安全监控的“自上而下”的原有模式,将食品生产的整个过程开放。打破垄断之后,随着整个食品生产中相关知识的传播,可以逐渐地去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目前对食品行业的管理模式主要以政府监管为主,但是目前所呈现的结果却并不理想。刚才你谈到了“更开放”,那么除此之外,对食品安全,对整个行业本身有什么更具体的建议?

  奥斯特罗姆:人们要有能力建立一个行业组织,形成一种力量,来自行监控食品安全。这个组织不需要政府的支持。当然在中国,这个情况可能比较困难,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建立这样一组人群或者团队,他们是独立于政府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这个人群可以包括科学家、生产蔬菜或者肉类、牛奶的农民自己,或者其他的对这一问题比较关注的普通公民。由他们来共同探讨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比如通过发表一些新闻信件或者专业的科学文章,来探讨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源,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导致了食品安全问题,弥补这方面知识的缺乏;弄清楚在此之前有无收受贿赂,或者说寻租牟利的需求。

  负责食品安全监管的公务人员太忙,没有足够时间进行相关检查,现在中国的整个食品安全监管的体系是高度集中化的。

  食品安全问题本身又是十分分散的,全国各地可能生产各种各样的食品,某个地区的农民使用了什么样的农药,这样的问题很难进行集中统一化的管理。所以用分散的模式,让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们来进行食品安全方面研究,可能更有帮助,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为提供“扩展服务”。比如在美国的大学里,一些人对农业问题感兴趣,他们会主动为农民或者生产者提供服务,去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来避免食品安全出现问题。这种服务是完全独立于州政府或者联邦政府的,是完全出于兴趣的,这样一种“多中心”的治理可能会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记者/刘彦 吴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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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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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巴人的原贴: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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